本文研究历史时期(远古到清朝)苏皖地区(今江苏、安徽两省境内)文化地理变迁的过程及原因,并试图划分不同时期苏皖地区文化区,总结演变规律。苏皖地区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过渡区和融合区,是中国文化中心南渐的唯一完整序列标本地,苏皖地区的文化地理比较复杂,因此研究苏皖地区历史文化地理变迁有很重要的意义。绪论部分不仅申述了选题及结构安排的原因,还介绍了苏皖地区自然地理概况,概述了高层政区的变迁、各县设置原因、县治区位选择、各地区政治中心的建立、地区中心时序的历史地理意义。绪论最后还回顾了本课题的研究史,认为本文的研究很有必要。苏皖地区依山负海,跨江越淮,各地文化环境差异较大,历史上文化变迁也很剧烈,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是前人的研究也非常成熟。本文选取了一些前人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主要问题有：上古秦汉时期文化地理“朐缯线”的形成、汉唐时期社会地理变迁、汉唐间佛道地理分异的原因、宋元江淮文化的变迁原因、宋元江淮方言各片的形成、宋元江南新兴民间信仰的起源、明清江南平原(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文化分区、清代淮扬地区的文化地理变迁、明清通泰地域文化的形成、明清皖中南地区文化地理变迁、灾荒对明清淮北文化的影响。结论的第一部分总结方言区和自然区、政区的关系,第二部分总结学术区、宗教区和自然区、政区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文化区的划分及其关系。结论第一部分指出：苏皖各方言区的分布都是东北——西南走向,和中国官话、东南方言的东北——西南走向一致。因为历史上方言地理变化的动力来自中原地区,每次来自北方的战乱在江苏内陆造成的破坏大于同纬度的沿海地区,所以形成了斜向分布的方言圈层。本文认为苏皖地区方言区和自然区、行政区的契合程度都很低,远远不及东南的浙江、福建等地,最后总结了苏皖各县境内方言分区的六种类型。结论第二部分指出：学术区一般是一个府的地域,或者相当于一组县的地区。宗教区要大得多,新兴的宗教往往产生于边缘地带,而且也可能在内外边缘地区跳跃发展。边缘地区的文化之所以有强烈的非正统性,除了交通闭塞的原因,还有时代文化更迭的惯性原因。长江、运河构成的交通十字线不仅是苏皖地区的文化传播的核心线路,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廊道。江淮地区的运河、长江边上的文化中心等级和政治中心的等级基本一致,各府治即是府内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江南市镇发达,所以县城非一县的经济中心,自然也不能成为唯一的文化中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越到晚近,江南的文化中心越多,淮北的文化中心越少,淮南的文化中心相对均衡。结论第三部分指出：苏皖地区上古秦汉时期为淮北、江淮、吴、山越四大文化区,六朝隋唐时期原山越文化区演变为吴、建康、新安三个文化区地域,后两者在明清时期演变为南京、徽州文化区。宋元时期江淮文化区分为淮西、淮东文化区。明清时期淮东分为淮扬、通泰两个文化区,淮西文化区分为安庆、庐巢两个文化区,吴文化区分为苏常、松虞、宣池三个文化区。松虞、通泰、安庆三个新兴区主要以沿海和丘陵地区的开发为经济基础,以长江、运河及其他河流为交通条件,徽州却主要是因为外部的商业而兴起。最后制作了明清苏皖十大文化区分区原则表,这些划分原则同样适用于以前的历史时期。根据文化区的形成时间、特色强度、对周边文化区影响的强度,我们还可以把苏皖地区的文化区分为原生型、融合型、中介型、新生型四类。苏常、淮北文化区是原生型文化区,淮扬、南京是融合型文化区,庐巢、宣池是中介型文化区,徽州、安庆、通泰、松虞是新生型文化区。因为苏皖地位以平原为主,没有太多文化交流的障碍,而且近世以来繁荣的商业又不断打破自然地理的限制,影响苏皖地区文化地理形成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原因,而是人文原因。远古时期的山东文化和江南文化就有很多相似之处,江南的良渚文化北上江淮及淮北,中原的王油坊文化也南下江淮和江南,那时的江淮地区就是南北文化交融之地。本文不仅关注文化区之间的区分,更加关注各地的文化交往。历史上苏皖各个文化区交往十分复杂,所以本文最后结合十大文化区的位置,制出“明清苏皖十大文化区类型及关系示意图”。各文化区根据上述的四种类型以不同的形状表示,各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以箭头表示,根据方向、路线、水陆区分又分为五种箭头,使人一目了然。本文还根据“明清苏皖十大文化区类型及关系示意图”进行分析：南京文化区处在图中的中心位置,这个区位是产生南京文化区的根本原因。江苏境内有5个文化区,安徽境内有4个文化区,另外有1个文化区跨两省。江苏文化区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海陆差异的刺激、政治中心的带动及交通干线的影响。各个文化区和其他文化区交往路径的方向、数量都可以根据此图进行分析,还可以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制作动态的文化地理变迁演示图。以上文化区类型的划分原则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可以制作相应的“文化区类型及关系示意图”,这幅图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地理的一个缩影,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创新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