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化的进程。正式制度也许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非正式制度却是逐渐演进的，单一方向的正式制度变革如果没有其他制度的支持和补充，尤其是当它缺乏相应的非正式制度的配合时，就可能提高制度的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甚至背离其设计初衷，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及其相互作用的社会机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及其与正式制度冲突的根源、表现形式、社会后果以及从制度冲突走向制度融合的可能途径及政策取向。制度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加以约束和控制的社会规范系统。它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和保障实施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契约等。它是由诸如国家或企业这样的正式组织制定和推行的，其目的是通过外在惩罚措施解决集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非正式制度是指对行为的明确或含混的期待，体现了亲密团体中群体成员的利益和偏好。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由个体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被演进变化中的社会关系所强化。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人类 144<WP=152>的许多正式制度都是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它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虽然正式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但是对人们行为的具体约束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维持的。非正式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制度结构向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转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原有制度结构中某些个别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全面改造。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道路。由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总体上是由政府强制推行的，主要表现为正式制度的人为改变，而不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随历史、经验和技术等条件的改变所进行的协同演进。在缺乏与市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的背景下，政府在改革政策的设计中，借鉴甚至移植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许多成熟的制度安排，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制度设计的成本，加速了市场化的进程。然而，市场制度是一个由多方面内容组成的有机整体，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仅仅涉及到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而是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制度结构，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有着不同的道德基础。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整体性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统一、相互融合是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得以确立和维持的内在本质要求。每一种制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的市场经济存在、演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全体公民对法律契约的认同和遵从并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由于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它把做人的规范和原则当作做事的模式， 145<WP=153>从而使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的原则更依赖于人，最终人情关系融入了制度的运做，形成了以人情关系为运做原则之一的非正式规范体系。这种传统的关系秩序是一种以权力为支持，情理、事理、法理相互纠结的以特殊主义为运做原则，依靠非正式规范维持的社会秩序，因而增加了制度实施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行为者需要在情、理、法的多种组合中艰难抉择。显然，这种在传统文化中孕育生长并在计划经济时期继续发挥影响的特殊主义的非正式规范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主义的价值规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和冲突。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推进方式又使得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制度变迁向深层次推进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整个制度系统呈现出一种失衡状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或冲突，直接关系到制度效率问题。制度之所以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是因为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激励结构，促使人们更积极地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制度激励作用的发挥，是与人的活动紧密相关的，而人的活动是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约束的。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因素，显然，正式制度因其具有外在强制力（有国家机器等权力机关的保障）而成为人们行动选择的唯一指南。但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组织机构，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工作程序，其间不乏讨价还价和营私、寻租等活动，这都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而且，其运行成本较高。而非正式制度作为人们社会互动的副产品，其实施是依靠人们的自觉和自愿，或社会的风俗和习惯，即不需要雇请专门的人员监督和执行，其实施几乎不需要花费多大的社会成本。因此，一项正式制度安排如果能够得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