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支付方式发展的背景下,法教义学应当对处分意识、欺骗行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其衍生支付方式的规范地位和“机器”能否被骗等问题做出回应。第一,就处分意识本身而言,概念尚未明晰,内容亦不明确;处分意识必要说主张以主观标准认定诈骗罪的成立,使得处分意识的内容带有价值选择倾向,在认定上存有主观恣意性,这是处分意识必要说试图在盗窃与诈骗之间划定绝对的鸿沟所形成的反噬;反观处分意识不要说,判断财产处分时并不考虑被害人的主观要素,这不会模糊盗窃和诈骗之间的界限,同时也表征了立法的精细化。认为处分行为须符合主客观统一原则的观点属于理论适用错位;处分行为指的是纯粹事实上的处分,是因果流程的一环,是认识错误与损失之间的连接构造,只要能够将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归责给欺骗行为即可,至于所移转的财产的内容或财产处分的方式是什么,并不重要。第二,应当减少处分行为在区分盗窃诈骗界分功能上的重担,进行构成要素的整体性思考;在欺骗行为要件中,欺骗行为创设了双重风险,其一是财产损害的风险,其二是陷入错误的风险,故诈骗罪的本质是“沟通犯”与“自损犯”的结合。欺骗行为的内容限于交易上的重要信息,应当对其进行实质的、规范的解释;对事物状态操纵仅是欺骗行为的预备,偷换二维码案件中,商家是被害人是,不能认为存在欺骗行为;在冒用“花呗”、“借呗”等案件中,应当将信贷公司评价为金融机构,将“花呗”评价为信用卡（资料）。第三,在错误认识要件中,只要被害人对于行为人的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怀疑时,足以论为陷入错误;认识具有“过程性”,意识状态是对信息分析、比较后的结果,不能事先假定,所以在冒名侵财案件中,背后的设置者第三方支付机构得论为陷入错误;预设同意理论虽认为“机器”可以被骗,但其前提亦未承认机器的法律主体地位;若根据机器的使用规则,则无法解释设置者陷入了认识错误,若承认认识的“过程性”,尊重现有法规范并进行目的解释,则应肯定“机器”可以被骗。第四,在财产损失要件中,将我国诈骗罪视为侵害整体财产的犯罪不存在理论障碍;财产危险的概念并未破坏危险与实害的严格区分,财产危险所表征的,是一种规范上、评价意义上的财产损害;对财产法益的理解不能等同于生命法益,其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量变和质变的原理为财产危险概念在我国的证立提供了绝佳的理论基础,在特定情况下损害的判断具备预测的性质才可以认为等同财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