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信息数据化的今天,数据信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繁杂的信息交流使得网络运营商数据库收集了海量的个人数据信息,涉及了公民的方方面面。这种全方位的数据信息不仅提高了个人生活的便利性,也增加了侦查部门通过技术手段调查信息,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机率。在此过程中,刑事侦查人员通过高科技性、高隐秘性的技术侦查手段对公民数据隐私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分析,加剧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鉴于此,在技术侦查过程中如何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如何界定法律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边界,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美国人走在了时代的前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针对卡彭案(Carpenter v.United States)以5:4的投票比例,表示了对公民移动电话位置信息隐私权的支持,为公权力侵犯此类公民隐私权设置了更高的门槛。最高法院要求警方在获取搜查令的前提下,才能收集犯罪嫌疑人的历史手机位置信息,而非像原来一样仅获取法院令状即可。尽管该裁决并未解决警方是否需要搜查令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实时手机位置信息,也未限制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数据收集行为,但其仍将为未来新技术发展引发的其他法律问题定下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基调。然而在我国,技术侦查中的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隐秘状态下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但是该法律规定只是一种“宣言式”条款,未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具体、详细的实施程序,更无法对技术侦查在大数据时代侵犯到的、以往难以触及的个人敏感隐私信息加以保护。因此,为加强对技术侦查过程中所侵犯的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笔者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国内外技术侦查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以卡彭案这一处在数据化时代个人隐私权保护最前沿的法律案例为研究对象,以技术侦查中公民手机位置信息的隐私权保护为切入点,探究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中的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通过借鉴国外法治经验,结合我国法治国情,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建立明确的实施程序、具体的适用条件和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以期在技术侦查领域实现对个人隐私权的恰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