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法研究早已延伸至各个领域,从外层空间到极地海洋,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网络,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大国关系到个人生存与健康。如何运用好科技这把双刃剑,在确保其给人类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又能有效降低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国际法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医疗、军事等领域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其引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也同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国家来说,因担心害怕而裹足不前,进而制约转基因产业发展,将导致错失重要的发展机遇。本文通过开展转基因产业发展国际法规制问题相关研究,比较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规制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情况及其对国际法规制体系构建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我国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推动转基因产业发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并积极探索参与和引领转基因产业发展全球治理的方式与途径。本文旨在以国际法学为基础,与国际关系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学科交叉融合和文献计量等方法,以“转基因产业发展的国际法规制问题”为研究对象,在阐述和分析转基因产业发展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以主要国际行为体（国家、地区）与转基因产业发展国际法规制体系构建的互动为切入视角,通过分别对国际组织层面法律规制情况、国家和地区层面法律规制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国际层面转基因产业规制形成了以WTO框架体系和CPB框架体系为主体的局面、国家和地区层面转基因产业规制形成了以美国和欧盟为主导的局面的观点,由此得出转基因产业发展国际法规制体系由美国和欧盟主导、WTO框架体系和CPB框架体系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结论;随后分析和探讨WTO框架体系和CPB框架体系规制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美国、欧盟、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产业发展国际法规制体系构建的推动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探讨美国、欧盟等国际行为体与以WTO、CPB框架体系为主体的转基因产业国际法规制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转基因产业国际法规制体系面临的价值理念困境（自由贸易与生态安全）、现实困境（转基因产业发展与农民权、健康权、知情权、国家安全）以及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大国博弈、观念冲突和安全悖论）,进一步探讨转基因产业发展国际法规制的出路。最后,分析转基因产业发展国际法规制对中国的启示。转基因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国际法面临诸多挑战,其国际法规制亟待加强。我国应倡导“生态安全”理念,坚持“实质等同性”原则,把握发展需求与安全需求的动态平衡,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法规制体系构建,为转基因产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保障我国人民的“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