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然袭击,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经开始失衡,对于像我国这样拥有巨大内需以及消费潜力的国家而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一步就是转向为内循环发展。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国内各地开始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居民家庭消费潜力合理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率持续走高,从2016年开始,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率不断上升,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居民家庭负债率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将会使得由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变成空虚的泡沫消费经济并进一步影响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进行调控。此外居民家庭的消费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本文着重站在居民家庭由不同的债务等级而造成的异质性视角分析财政政策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2016、2018年两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当居民家庭存在债务异质性时,政府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会对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以及构建模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对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政策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随着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不断攀高,年轻家庭更倾向于追求高消费生活,同时物质生活成本压力的增强,使居民家庭负债已经成为常态化,而且消费行为具有不可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于引导居民正确的消费观念,确保居民家庭对财政政策反应积极有效;其次,消费水平在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中呈现出差异性,同时居民家庭的负债水平和负债结构也各不相同,城镇居民家庭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效果更加显著,农村居民家庭因其传统的消费观念很难迅速改变,因此对财政政策措施的反应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要因地施策,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差距;最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都更加偏向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支出,对于诸如教育培训、保险支出等方面的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依然偏小,此外,财政政策效应不同债务居民家庭的各类消费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高负债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反应更加显著积极,因此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平衡高负债居民家庭的债务与消费支出,此外还需要配合一定的货币政策措施来维持整个市场的稳定平衡运行。因此,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在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上应该塑造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对于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要依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标准和档位给予一定的补贴措施,尤其对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以及其他不可抗因素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困难甚至负债的情况,要做好相关政策措施的调配,如“六保”工作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进一步保障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被满足,对于不同债务的居民家庭来说也要合理引导其进行规范的贷款行为,致力于稳定消费信贷市场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其次,对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而言,目前无论是城镇居民家庭还是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消费结构依然是偏重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性消费支出,而发展型消费支出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依然较小,因此恩格尔系数处于高位,针对此情况要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日趋变化,将财政着力点更多的用在保障居民发展型消费基础之上,确保教育、医疗、文化等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