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和宽松的货币环境更是加快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催生出地方融资平台这一特殊的融资主体，部分承载起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职能，适应了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的现实背景。然而，这种深度的政府隐性担保和有效约束机制的缺失，叠加“晋升激励”的刺激使得“土地财政+打捆贷款+融资平台”模式大肆发展，造成各地房地产价格上升、投资效率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并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急剧膨胀。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步入L型换挡期，债务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去杠杆和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共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亟待得到控制。在此背景下，PPP模式作为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的重要方式被推上前台，部分承接起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
　　本文在梳理回顾国内外PPP模式的发展历程后，通过建立基于委托代理的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投融资模型，从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层面分析PPP模式影响地方政府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并基于我国省及直辖市级层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等宏观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和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定量测算我国地方政府投资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回归和三阶段DEA测算框架进一步实证检验PPP模式对地方政府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和PPP模式的应用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发现，PPP模式通过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各方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通过设置对社会资本的激励系数β，可以进一步的调整政府投资的技术效率；地方政府投资效率始终维持高位的地区主要包括山东、江苏以及天津等地，其规模效率较高，并未出现明显的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状况。同时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使得地方政府投资的技术效率始终维持在较高的状态；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存在收敛的趋势，区域差异在减小；区域PPP项目投资额的提高会降低地方政府投入的无效性，平均来看单位PPP项目投资额会降低约1882.88元/人的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冗余。PPP项目投资额与区域市场化程度对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