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2008年全球经济的低谷、中国经济的独醒,处境曾喜忧参半的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下称PE)在后危机时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讨论和分析这个时期我国PE的运营和管理方式,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对于促进PE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PE是通过非公开方式向有投资实力的机构或富裕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与具有融资意向的企业达成交易,将资金和管理经验投入到该企业非公开交易的股权资本中并参与管理,在执行交易的过程中明确设定将来的退出形式,最终出售持股获取投资回报的集合投资制度。参与PE的主体主要有三方:基金的投资者、基金管理机构和融资方。PE是在投资方和融资方之间融通资本的桥梁,是企业获得低成本融资和引进先进管理方法的最佳方式,对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高新产业发展等都有重大作用。　　 PE资金流动的一般过程是:通过投资把PE资金转化成股权,经过被投资企业成长和增值,重新转化为资金并返还投资者。这个流程中最关键的三个环节是:PE资金筹集、组织模式和退出方式。PE在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运营和管理中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尚未能完全发挥其优势,与我国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不相称。PE能否有效地运营和管理直接影响着PE运行效率和行业整体成效。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关键环节,介绍了国际PE的经验与我国PE的现状,提出了各环节存在的问题。　　 PE的资金筹集方面,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是由于运作体制和操作技巧上更为规范和灵活,筹资对象包括了几乎所有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客户,特别是养老金为PE提供了数目很大但又相对稳定的可募集资金。养老金是美国PE的主要来源,银行资金则是欧洲和日本PE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上述两类机构投资者对美国、欧洲和日本PE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PE现状和问题是(1)人民币基金募资渐成市场主导；(2)国内机构投资者准入仍受限；(3)个人作为PE资金提供方的理念有待培育,民间游资参与PE的比例较小。虽然我国PE资金来源逐步向多样化、多渠道发展,但依然投资者群体范围狭窄。　　 PE的组织模式方面,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是有限合伙制因其激励机制灵活并贴近各类合伙人的利益,有效分配了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的权利和义务,引发了PE行业组织制度创新,推动了PE行业快速发展。而我国PE组织模式仍存在不少问题:(1)“国”字头比重大的PE容易出现组织结构不甚合理的情况；(2)外资背景的PE虽然采用了成熟的有限合伙制模式,但由于不够了解中国国情,在基金具体运营和投资项目具体管理方面未能充分发挥成熟市场先进模式的优势,出现决策拉锯、延误投资时机等影响投资效率的情况；(3)由“先富起来”阶层的形成的民间资本PE在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够,项目经验匮乏,甚至仅是家族企业的附属机构,在基金实际运营过程中未能采用或发挥先进组织模式的效用。　　 PE退出方式上,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是二板市场比主板市场活跃,以NASDAQ为代表,为成长性高的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场所,并成为PE退出的主要途径,此外,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绝大多数的股权投资也是通过并购退出,并非IPO。而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仍跟不上PE退出市场的需求,缺乏便捷有效的退出通道,主要的退出渠道仍为IPO,方式较为单一,场外交易市场的发育明显滞后,交投不活跃。　　 结合我国国情,本文从PE基金生态环境和行业内部的发展方面提出了策略和建议:　　 需要坚持培育和优化适合我国PE行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加强PE行业的外围支持体系:(1)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2)建立健全PE行业法规；(3)进一步发挥证券中介机构的作用。同时,还需要从PE行业内部加以改进和规范:(1)多渠道拓展资金来源,建立一个涵盖国外资金、政府引导资金、金融机构资金和民间游资的资金供给体系；(2)创新适应我国PE发展的组织模式,提高各类PE的运营效率；(3)建立和完善退出方式,构筑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使不同规模、质量和风险度的创业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实现产权流通。　　 本文旨在通过上述对PE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PE的基本概念和一般运作过程,全面认知PE是有专业资质的投资者,技术性强,投资周期长,不是泛泛而谈、门槛很低的出资者,不会真正“PE全民化”。(2)从组织模式方面,本文主张以有限合伙制为主、部分辅以契约制吸收当地政府引导资金、社保基金、金融机构直接投资资金的模式。对于待改制国企,可借鉴弘毅的“制度红利”模式,激发被投资企业的积极性,扩展企业利润外延,实现高回报。(3)我国现有PE退出仍以IPO为主,重点分析了IPO上市地点的选择和境外IPO相关之“返程投资”,以期启发企业择机退出。　　 但由于PE行业“非公开交易”的天然属性,可供采样的权威数据和案例的核心资讯有限,并且由于作者自身能力的限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以下方向需要在今后进一步研究中继续探讨:(1)如何整合出一个完整覆盖国外资金、国内政府引导资金、金融机构资金和民间游资的筹资体系,拓展我国PE的筹资渠道仍然需要继续探讨和实践。(2)需要结合国情在实践中找寻和完善现有组织模式体系,以提高PE运营效率,确保实现预期回报。(3)被投资企业的督导和治理也需要在PE具体实践中重点关注。(4)在后危机时期,如何避免扎堆热点新兴行业、避免投资行为高度趋同对PE投资能力和退出抉择水平是个真正的考验。(5)怎样建立健全PE行业配套的法律法规,解决PE主管机构“九龙治水”的局面,是对政府主管机构和PE行业自律提出的挑战。　　 可以预见,关于PE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的讨论仍将继续,与此同时在中国的PE热潮一定时期内仍将狂飙突进。不过,冒进和莽撞的基金管理者将失去投资人和市场的信任,不论是外资PE、官办PE还是生猛的人民币基金,都必须冷静思考、审慎前行才能迎接前方的广阔天地和壮阔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