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满足城市治理的需要,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各地相继出台《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作为地方文明行为的专项法规。立法通过正面鼓励与反面禁止,树立起社会文明的标尺,为管理约束不文明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新形势下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然而,我国文明行为促进立法尚处于探索阶段,立法初具规模但不成体系,立法技术尚不成熟,存在立法调整范围道德泛化、法律责任设置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梳理已出台的72部地方文明行为促进立法样本,从立法背景、立法名称与效力级别、立法目的与根据、立法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了解文明行为促进立法的概况,是地方文明行为促进立法研究的出发点。作为法律调整社会道德的的最新实践,地方文明行为促进立法背后涉及法律与社会道德关系的讨论。社会道德建设传统的道德自律模式因其弱制裁以及功能的局限性,使得道德自律不足以遏制不文明行为的发生,此时,法律调整社会道德具有必要性。然而,法律不是万能的,试图通过立法规制社会道德方方面面的做法,存在认知误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能笼统地归纳为单向度的“促进”关系,社会道德具有层次性,因而,法律调整社会道德行为也应当是有层次的,立法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于社会交往中道德的最低起点,是公民在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的文明行为基本规范,立法应采用强制性规范并对应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更高层次的社会道德行为,立法应采取“鼓励”的态度,通过激励机制保障和促进。由此,构成文明行为入法的理论逻辑。不同类型的文明行为采用不同的法律规制手段。然而,文明行为入法逻辑论证的缺失以及立法技术的不足,使得立法样本中存在立法调整范围宽泛、立法规范性不足、立法的宣誓性、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基于此,需通过对各地文明行为促进立法的系统梳理与比较分析,运用理论检视立法样本以及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立法的完善路径,从而回应实践中的困境与争议,为后续立法提供经验借鉴,为进一步深化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认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