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既是《通鉴》的核心部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北宋中后期史学家对唐史的又一次深刻总结。在编纂体例上,司马光及其助手既以编年为体,又善于抓历史大纲,对于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如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往往是以纵深的历史眼光,相对客观、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线索和脉络,寓“纪事本末”手法于编年之中,《目录》即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史料采撰上,《通鉴》参考两《唐书》,但不囿于两《唐书》,或删削正史,或改写正史,或补充正史,或考证其失,或存疑备考,对于野史小说,亦采取同样做法。在丰富和细化历史细节的同时,亦从实践层面回答了唐代刘知幾所提出的,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的时代课题,《唐纪》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因主要在此。在历史思想上,则善于通过“载言”与史论相结合的方式,指陈形势,评论人物、事件,鉴往以训今,述往以思来,史论中寄寓着其政论。如此,成功地将记史、考史与论史有机融为一体,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编纂的最高成就。至于其在历史事实选择上的明显倾向性,要辨证地予以认识,一方面,司马光为突出“资治”的目的,为表达其历史观,在记事和材料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研究者需要辨别的;另一方面,这一“局限”主要是由传统史学“借事言理”的叙述模式所决定的,那些不具备说理论道价值的事件,自然被摒弃不录,这是传统史学的普遍特征,并非《通鉴》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