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城市交通拥堵压力,缓解城市环境污染状况,国内一些特大城市、大城市纷纷出台限制汽车消费的重要措施,汽车限购政策应运而生。1994年上海市开始对私车牌照进行竞价配置,并于2011年2月开始了汽车限行政策。2010年12月23日,首都北京正式公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随后,几年之内,广州、天津、贵阳、杭州、深圳五大城市也相继效仿,纷纷发布汽车限购令。2015年3月3日两会拉开帷幕,汽车限购政策更成为两会的热议话题。然而,伴随着汽车限购政策的实施,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汽车限购政策在实现既定目标,发挥正效应的同时,又给社会公众、相关企业带来了一些负效应。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汽车限购政策的负效应及消解对策为中心,试图找出减少政策负效应、增强政策有效性的对策措施。首先,本文从一般性理论入手,分析汽车限购政策的基本概念、政策内容以及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为研究前提,全面分析汽车限购政策的双重效应。吸收威廉·邓恩政策评估的六条标准,引入合法性指标,形成政策评估的七大标准。选取政府、社会公众、相关企业三个评估维度,分析不同标准下,三方主体对汽车限购政策的基本态度与看法评价,作为政策的一般性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汽车限购的实例,运用效益、效率、充分性三个标准,评估汽车限购政策在治理交通拥堵、美化城市环境方面的正效应。运用公正性、回应性、适当性及合法性四重标准,重点探讨汽车限购政策为社会公众、相关企业带来的负效应。其次,在汽车限购政策双重效应分析的基础上,追本溯源,开展原因探析,从思想价值与制度漏洞两角度出发,提出汽车限购政策负效应的产生既是“懒政”、“官本位”、人治等政府错误价值观念的误导,又是民意调查、政府信息公开等外部制度漏洞的助推。在错误价值误导与相关制度漏洞的双重影响下,汽车限购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负效应。最后,根据原因探析,有针对性的提出汽车限购政策负效应的消解对策,一方面,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探讨汽车限购政策负效应的消解原则,通过原则的设定引导地方政府摆脱错误的思想认知;另一方面从规则与方法出发,结合汽车限购案例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交通治理的基本经验,有针对性的打造限制权力的“铁笼”,创新交通治理的方法,从而为日后类似政策的制定出台、城市交通拥堵及环境的治理提供些许可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