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兴起，特别是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在市场准入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全球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的限制作用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在WTO框架下，许多非关税措施也被逐渐规范。但由于非关税措施缺乏必要的行为准则及其作用的隐蔽性，使之对贸易的影响难以被量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贸易保护工具。对中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禽肉产品而言，近些年频繁遭遇发达国家的非关税措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本研宄着眼于量化分析非关税措施对中国禽肉出口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1)中国禽肉出口及面临的非关税措施现状；（2)判断影响中国禽肉出口的非关税措施是否属于贸易保护；（3)非关税措施对中国禽肉出口的贸易流影响；（4)非关税措施对中国禽肉出口的福利影响。基于统计数据，对中国禽肉出口的现状分析表明，中国作为禽肉生产大国因进口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出口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鲜冻禽肉逐年减少，出口欧盟和日本的禽肉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SPS)是中国禽肉出口面临的主要非关税措施》基于美国农业局农兽药残留数据库以及WITS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使用非关税措施保护指数方法，计算比较了禽肉主要进口国家的非关税措施保护指数。结果表明，中国主要的出口目的国或地区如日本、南非、新加坡等国家都表现出较高的保护指数，属于贸易保护。利用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从贸易效应的角度测算非关税措施对中国禽肉出口的影响。选取兽药最大残留标准本身和标准虚拟变量作为度量指标，分析非关税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选取进口国SPS通报数量作为度量指标，分析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研宄结果表明，进口国家非关税措施越严格，中国禽肉出口越少；从动态角度而言，在短期，非关税措施对中国禽肉出口表现为限制作用，而在长期非关税措施会促进中国禽肉出口。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局部均衡模型，以中日禽肉贸易为例估算非关税措施的关税等值及引起的福利变化。研宄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年份，因为不同的进口量和采取的不同措施，关税等值有较大差异；同时对本国产品的偏好和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替代弹性两个参数的变化，对关税等值有显著影响；日本对来自于中国的禽肉实施非关税措施，会导致整体福利的降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完善禽肉产品相关法规和标准体系，建立禽肉产品可追溯制度，加快和规范“无疫区”建设，针对禽肉重点出口伙伴国建立跟踪体系，加强与国外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