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加快工业化进程,迅速提高制造业比重,制造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是国民经济其它行业所不能比拟的。对于美国而言,尽管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但其依然把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但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额急剧下降,就业岗位大量流失；美国的实体制造业亦是持续萎靡。虽然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和规模扩大带动了国内就业增长,但对人民币也造成了一定的升值压力,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今,人民币的累计升值幅度近30%。面对这一经济现实,美国政府却依然通过外交渠道向人民币汇率屡屡施压,认为中国利用人民币汇率大幅低估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导致美国纺织业等传统制造业萎缩,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丧失,只有迫使人民币持续升值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当前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以及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的国内外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意在基于动态一般均衡范式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做出探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对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根据行业特征对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分为若干特征行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特征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行业特征在汇率变动影响制造业特征行业就业和工资的过程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第三,除了人民币汇率之外,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其他国内因素是什么,以及人民币汇率和其他国内因素对中美制造业就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和人民币汇率的测算公式,并分别使用现值法、分解法和加权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测算,然后利用岭回归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分析了行业特征在汇率变动影响制造业特征行业的就业和工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本文通过构建以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为重点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全面考察了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别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及中美国内因素对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考察了本国货币或区域货币对本国或本地区就业的影响,而且跳出了这个圈子,同时考察了本国货币或区域货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就业的影响。即本文通过构建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分别考察了小国情形和大国情形下汇率变动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由于建立的是连续时间模型,因而能更好的刻画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第二,本文通过构建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不仅推导出了小国和大国情形下汇率变动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同时还推导出了汇率的测算公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现值法、分解法和加权法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测算,并对汇率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从而确保进行实证研究时用到的汇率指标与理论模型中的汇率指标-致。第三,本文在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影响的基础上,又根据主要的行业特征对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分别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具有不同行业特征的中美制造业特征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以及行业特征在汇率变动影响制造业特征行业就业和工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四,本文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影响的基础上,还通过构建以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为重点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全面考察了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别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及中美国内因素对中美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试图找出影响中美制造业就业的根源所在。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能够通过进口投入水平和出口份额这两条传导机制来影响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人民币汇率贬值能够拉动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细分行业就业增长,并促进制造业总体工资和细分行业工资水平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则会导致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水平以及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同样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会给按照行业特征分类的中国制造业特征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带来正向影响。并且,经营活动的性质是造成中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能够对中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二,无论是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就业还是对细分行业就业而言,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上升,或出口份额下降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变小；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下降,或出口份额上升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增大。因此,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加强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并减少出口份额会部分地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不利影响；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减少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并增加出口份额会增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拉动作用。第三,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或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够显著拉动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它们的贡献率最大；但企业贴现率的影响力最微弱,贡献率也最小。从短期来看,中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涨或实际利率上升均能够推动中国制造业就业增加,但前者的影响较显著,后者的影响力微弱；从长期来看,实际利率下降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其贡献率较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也更大。第四,人民币汇率变动亦能够通过进口投入水平和出口份额这两条传导机制来影响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其中,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给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带来正向影响,而会给制造业总体工资水平带来负向影响。然而,人民币汇率变动会给美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主要带来正向影响。同样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会给按照行业特征分类的美国制造业行业就业和工资带来正向影响。并且,工会特征是造成美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就业和工资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能够对美国制造业特征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五,无论是对美国制造业总体就业还是对细分行业的就业而言,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下降,或出口份额上升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变小；当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水平和进口投入水平上升,或出口份额下降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汇率弹性会增大。因此,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美国制造业企业加强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并减少出口份额会增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美国制造业企业减少对进口投入的依赖,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并增加出口份额会部分地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不利影响。第六,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或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够显著拉动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它们的贡献率最大；但企业贴现率的影响力最微弱,贡献率也最小。从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涨或实际利率上升均能够推动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加,但前者的影响较显著,后者的影响力微弱；从长期来看,实际利率下降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其贡献率较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也更大。本文的研究揭示出,美国政府认为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导致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论点得不到理论和实证支持,其所坚持的“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并且,美国国内的经济变量,如制造业技术进步率和人均资本存量等以及其自身的经济结构才是影响其制造业就业水平的根源所在。因此,美国解决制造业失业的关键在于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环节进行突破,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等,而不应一味的指责人民币汇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今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谈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且对如何拉动中美制造业总体就业和工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在总结相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政策,中美如何提升各自的制造业总体和细分行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以及中美如何防止各自的制造业行业特征间就业和工资差异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