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近年来,我国重视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颁布多项政策助力农业生产,采取多项措施治理碳排放和环境污染。在国家积极倡导“低碳”和“生态”大背景下,推动农业产业绿色升级、提高农业生态效率是大势所趋。农业生态效率不仅考虑了农业生产效率,还兼顾了生态环境效益,可以更好地考察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状况,从而减少农业环境污染。数字普惠金融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于一体,不仅能够带动金融业的发展,还能助力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农业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因此,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和空间效应,对农业绿色升级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本文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利用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衡量我国省域农业生态效率,并对其进行时空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在充分考虑空间溢出和区域异质性的情况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关系。研究表明:（1）2011-2020年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一直处于持续上升趋势,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研究期间数字普惠金融与各维度指数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好,在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大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2011-2020年间我国农业生态效率值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近几年有些许下降。研究期间我国农业生态效率各省间的差异呈波动上升趋势,空间差异有增大趋势。（3）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生态效率都具有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效应基本稳定,具体呈现“高高-低低”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生态效率在各自的空间上呈现联系逐渐密切的特点,并且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生态效率都存在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4）研究期间内,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生态效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对其邻近区域存在负向抑制关系,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本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但对其邻近区域存在着竞争抑制关系。这种竞争抑制关系在中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限制,起着示范学习作用,有力带动了周边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发展情况,提出有利于农业生态效率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