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人大组织法》修改,新增的第25条第4项规定委员长会议通过监督工作计划等重要日常工作,为监督工作计划提供了明确的上位法依据。从监督工作计划制定实践看,地方开始探索制定监督工作计划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沿袭采用这一方式,表明其并非监督领域新近出现的新实践,已然成为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从功能上而言,监督工作计划的制定体现出人大监督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注重组织性和计划性,表明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据我国现代化战略部署和大政方针的要求开展监督工作,体现了人大常委会对其组织资源的分配,是对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中各项监督事项的精细化部署。此次规范层面的进一步明确,也是对实践发展经验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体现了人大常委会在监督领域的权力运作模式的不断探索和规范,符合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需要,顺应其发展规律。然而,监督工作计划在目前学者的研究中却鲜有呈现,监督工作计划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和零散化。监督工作计划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在监督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从其通过主体、通过方式和计划实施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其界定为具有指导性的监督工作安排。不过,虽然其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其预期效果的实现。监督事项的筛选机制、监督工作计划的调整程序有待建立,监督工作计划内容和方式方面的科学性有待提升,计划实施后的结果处置机制还有待完善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现行监督法内容不完善、计划自身性质限制以及监督权力运作过程中注重协商逻辑。面对尚未规范化、法治化的监督工作计划实施现状,欲实现其功能,可从监督法立法体系完善、监督工作计划的筛选机制、调整程序、科学性提升和结果处置机制层面推进其规范化建设。在监督法立法体系完善方面,一方面要推进监督法自身的完善,同时必须推进配套立法的跟进;在监督事项筛选方面,建立重要事项监督工作的常态化监督机制、构建群众反映强烈和集中突出问题示范机制,组合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结合立法工作计划,将重要立法项目纳入监督范围。在调整程序层面,增加监督工作计划调整的论证程序,规范监督工作计划调整的权力主体。针对科学性不足问题,建议在内容上采取“概括+列举”的形式并兜底性规定事后监督方式的采用,为监督工作计划的调整预留相应的空间。在监督工作计划的结果处置层面,完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反馈机制以及规范设置监督工作计划完成的跟踪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