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当今全球环境变化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为应对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和人口压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绿地的建设至关重要。居住区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中分布最广泛、使用率最高的组成部分,在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的居住区绿地建设存在景观同质化、植物生长与场地不协调等问题。此外,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最接近居民的生态环境,居住区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属性,这会对居住区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可见,摸清居住区绿化树木物种组成现状,了解居住区绿化树木物种多样性的驱动因素和植物的生长特征,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居住区绿地建设,从而提高居住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而强化城市绿地可提供的生态服务。本研究以重庆中心城区不同建设年限的106个居住区的绿化树木为研究对象,采用普查法进行实地调查,结合建设年代和重大绿化政策颁布的年份,将居住区分为三个阶段（旧:1985-2002年、次新:2003-2013年和新:2014-至今）,而后针对其绿化树木的物种组成特征及演变、物种多样性特征与演变、社会经济因素对物种多样性特征演变的驱动,以及居住区高频应用乔木异速生长模型等方面展开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重庆中心城区居住区绿化树木种类丰富,106个居住区中共记录树木257种,隶属72科162属,其中乔木144种,隶属45科,93属,灌木113种,隶属43科,81属。不同建设阶段的居住区绿化树木科属组成存在变化,但整体而言种属数量最多的前三个科为蔷薇科（Rosaceae）、棕榈科（Arecaceae）和豆科（Fabaceae）;不同建设阶段的重庆中心城区居住区绿化树木的生活型特征、地理来源特征及观赏性特征差异显著,新居住区乔木的国外树种、园艺树种、观赏树种和落叶树种比例显著增加,常绿树种和灌木比例有所下降。这些演变是政策、设计理念和居住区自身格局与功能转变综合作用的结果。（2）在重庆中心城区居住区三个建设阶段都是高频应用乔木的是木樨（Osmanthus fragrans）、绿黄葛树（Ficus virens）、天竺桂（Cinnamomum japonicum）、荷花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银杏（Ginkgo biloba）和日本晚樱（Prunus serrulata var.lannesiana）;灌木是海桐（Pittosporum tobira）、红花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var.rubrum）、山茶（Camellia japonica）、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苏铁（Cycas revoluta）和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等。重庆市中心城区居住区绿化树木的高频应用树种通常具备观赏特征、功能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高频应用树种可能随着以上特征偏好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3）重庆中心城区居住区绿化树木的物种多样性特征有显著差异。乔木和所有绿化树木的丰富度在时间梯度上显著提升,乔木、灌木及所有绿化树木的ShannonWiener指数在时间梯度上显著增高,而所有绿化树木β多样性在时间梯度上显著下降;所有绿化树木的Shannon-Wiener指数与用地面积、户数、绿地率、物业费和房龄等因素显著相关,其中绿地率、房龄与用地面积是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乔木的Shannon-Wiener指数与用地面积、户数、绿地率和物业费显著正相关,而与房龄显著负相关;灌木的Shannon-Wiener指数与用地面积和绿地率显著正相关;不同建设阶段的居住区,影响其绿化树木物种多样性的因素也不同。旧居住区的绿化树木物种多样性主要与用地面积和绿地率相关,新居住区的绿化树木物种多样性主要与用地面积和户数相关。苗圃中的绿化树木与新居住区绿化树木的Jaccard指数显著高于旧居住区和次新居住区。（4）异速生长具有物种特异性,不同建设阶段居住区之间高频应用乔木的树高和冠幅的差异在不同径级范围内表现不同。植物种植及管理方式、景观需求和场地空间限制是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旧居住区的高频应用树种径级分布范围最广,新居住区的高频应用树种径级、树高和冠幅分布范围最窄;木樨和绿黄葛树在三个建设阶段的居住区中均表现出了树高和冠幅随胸径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其中绿黄葛树的胸径-树高生长曲线在新居住区最低,胸径-冠幅生长曲线在旧居住区最低。天竺桂在新居住区表现出了树高和冠幅均随胸径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荷花玉兰在次新居住区和新居住区表现出了树高随胸径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而在旧居住区表现出了胸径达到一定值后树高下降的趋势,但荷花玉兰在三个建设阶段的居住区中均表现出了冠幅随胸径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