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是中国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被蔡元培先生誉为“旧文学的殿军”。他博学宏览、造诣精深，于诗、词、骈文等无不擅长，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在近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刘再华老师校点的《越缦堂诗文集》为文本基础，较为系统的论述了李慈铭的诗学思想和诗歌批评理论。李慈铭的诗学思想由三大方面组成：一是主张采众家之长，成个人之面目。李慈铭主张“不名一家，不专一代”，必须吸收融合各代、各家之优长，然后“陶冶古人，自成面目”，在创新上下功夫。二是主张立学识之基，济诗歌之本体。李慈铭重视研读古籍，以为读书有益于诗歌创作，学识是诗歌创作之基础，既强调了诗歌中的学、才相济，又强调了诗人之学必须以诗歌为核心，不可将诗歌视为展示学问的工具。三是反规拟之风，倡缘情之创作。李慈铭认为，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师法百家以“自成面目”，其根本即在于诗人能够缘情而发。李慈铭的诗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唐以后的历朝诗人诗作展开。对于唐诗，李慈铭虽总体上给与了极大的肯定，然其唐诗批评又极富特色，李慈铭以为七古之正宗并非“诗仙”李白，而是“诗圣”杜甫，杜诗才是李慈铭心中盛唐之音的典范。对于宋诗和明诗，李慈铭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李慈铭认为宋诗总体成就不高，存在浅俗、拘狭之病，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宋诗人的师法不正。李慈铭认为明代诗坛大家林立，各具风格，通过对明诗坛不同时期代表诗人诗作的评价，对明诗从初期到末期进行了全面的肯定，并坚持“明诗胜宋诗”的诗学立场。李慈铭的清诗批评，延续其明诗批评观，对清初仍以宗杜为主流的诗人和诗作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对其自守门户的格调一统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对道光之后的诗歌界革新思潮，李慈铭也并不赞赏。李慈铭的诗学思想和诗歌批评，是中国近代诗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可是近人论述清诗的，除对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予以肯定外，对其他诗派，包括李慈铭的“唐宋兼采派”，都一概贬之为“复古、保守”，这显然不符合晚清诗坛的实际。因此，对李慈铭的诗学思想和诗歌批评理论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对更为细微的了解晚清诗坛创作颇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