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在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的基础上,努力采用综合的文化视野,重新审视1937—1943年的延安时期,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家庭伦理叙事”,考察其与延安文艺话语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这种“互动”所造就的新型家庭伦理所具有的意义与局限。论文认为,延安时期的家庭伦理叙事经历了从潮流化多元叙事到个体化女性叙事,最后演变为模式化集体叙事的过程。这一模式变迁的背后是延安文艺话语秩序从“对话”与“共享”,到遭受“他者”与“内部”的挑战,最终走向“一体化”的变革轨迹。1937年后,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普遍地将延安视为他们的“新家”,并将这种心理体验和价值信念融于他们对延安的诗性想象之中。这一伦理选择迎合了文化话语权向中共转移的历史趋势,意味着知识分子与话语权的重新结合。以延安为家的“新知识分子”对不稳定的婚姻伦理的关注,构成了一股多元化叙事潮流。作为一种整体的话语实践,其叙事可视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呼应与补充。这显示了初期延安文艺话语秩序“多元共存”的特征。40年代初期,白霜、曾克、陈学昭等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基于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对现时的、关涉女性切身利益与女性解放的家庭伦理,作了不同层次的个性化反思。丁玲以其延安时期的小说与杂文创作,在对家庭伦理的反思中探索了一条迥异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女性解放之路。其小说叙事不仅揭露和反思了遭受男权政治话语压迫的,家庭女性的“他者”命运,也探索了“贞贞”式超越传统家庭伦理和一般革命伦理的“新型革命道德”,在女性解放道路中的可能性。其杂文《“三八”节有感》承续了“霞村叙事”强烈的精神个性,空前地强调了女性的主体性在构建更为合理的性别、婚姻伦理中的突出位置。这种挑战男权统治与主流话语的个体化女性叙事,暗示了延安文艺话语秩序所面临的深刻变革。通过开展家庭生产来解决家庭矛盾,改善家庭成员的关系,从而实现家庭和睦,即以“生产”促“和睦”的叙事模式,是1943年后延安新秧歌剧极为普遍的叙事策略。这种具有集体创作特征的模式化叙事,不仅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意图,满足了民间话语对“和睦”家庭的想象,还成为了“新知识分子”融入现行文学生产方式的新型话语模式。这表明在后期延安文艺话语秩序中,知识分子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民间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秩序“共谋”,走向“一体化”成为了这种话语秩序的显著特点。在这一话语秩序的生成过程中,一种以“和睦”为旨归的新型“家庭伦理”也随之诞生。它在象征的意义上具有重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意味,并具备了国家伦理的雏形。但这一伦理的生产方式及其生成过程,对知识分子人格、创作以及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本身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