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大量增设抽象危险犯,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中将资助、组织、持有等行为一并纳入抽象危险犯规制范畴中,我国的抽象危险犯立法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但是对于抽象危险犯在我国扩张的正当性以及抽象危险犯是否需要限缩的问题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抽象危险犯在我国的扩张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又存在局限性,所以,要对抽象危险犯的扩张进行合理限缩。全文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抽象危险犯的核心争议点“抽象危险”从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实质说使抽象危险犯丧失立法价值,肯定形式说的合理性,承认“抽象危险”是一种立法推定。将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的差异分别进行厘清,否认抽象危险犯就是行为犯的说法,肯定抽象危险犯存在的独立性。第二部分,首先对抽象危险犯扩张的正当性从社会现实角度和刑法理论角度进行认证,认为我国抽象危险犯的扩张是以我国处于“风险社会”为现实基础的,在风险社会理论下产生的风险刑法理论是其重要理论支撑。其次对抽象危险犯扩张的表现从预备行为实行化、共犯行为正犯化、持有行为作为化等方面进行论证,对刑九新增的有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罪名进行分类总结,论述罪名设置的合理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直观反映我国抽象危险犯扩张的方向与特性。第三部分,论述对抽象危险犯扩张进行合理限缩的依据和方法。从抽象危险犯与刑法的谦抑性、罪责原则以及法益精神化的关系角度入手来论证对抽象危险犯扩张进行合理限缩的必要性,并针对抽象危险犯扩张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分别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出发提出相关的限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