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权利正义命题的追问穿越时空,从对权利神授论的顶礼膜拜到对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的极致推崇,权利正义逐渐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被当作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无论是权利神授论还是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眼中都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真理的意义。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权利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正义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权利正义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权利正义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虽然有抽象的方面,但是不能仅仅诉诸抽象的理解。权利正义并非一般的正义,而是一种意蕴丰富的有根的存在和特殊的存在,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规范性范畴,这种规范性范畴所表达的是一种应当的、合理的价值取向或要求,它既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要求。人从天然的自然界分离出来,作为人存在,他实际上就有一定的作为人存在的权利。人的权利既表现在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中,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们经常谈到的所谓认识的权利、劳动的权利、交往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政治的权利、道德的权利、宗教的权利,以及近代商品经济以来讼争不休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力等等,实际上不过是人的权利在各个不同活动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人的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因而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权利就会有不同的特性。在自然的领域中,人的权利要受到人的活动能力的约束,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的发展还要受到阶级利益与法律、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在自然领域中,人的权利突出的表现为对外部自然力的打破与占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则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对过去活动的超越与自己活动权利的扩充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权利时,需要注意和澄清的问题是人的权利与社会规范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域中,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物,作为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人的世界必然面对和遭遇的权利正义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权利产生中的正义,二是权利分配中的正义,三是权利享有中的正义,四是权利保障中的正义。当权利正义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凝固僵死的存在,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从而在归根究底的意义上,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革新、运动着的。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正义关系,在以贵族为主的等级社会阶段是等级权利正义,在商品经济阶段是形式权利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能达到真正的实质权利正义。从而,权利正义的本质属性现实地表现为历史性、阶级性、实践性三个方面。因此,权利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奋斗,斗争与权利正义具有历史共生性。由于,权利正义范畴是社会规范价值的反映,既有规范的功能,又有评价的功能,因而,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就有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在历史合理与否的问题上,民粹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都不能作为评价历史合理与否的尺度,在马克思历史观看来,衡量一种正义价值是否具有合理性、进步性的根本尺度与参照坐标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一是抵制西方自由主义侵蚀的思想武器;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指南,特别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发展。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有利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四是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促进社会进步;五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权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