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事实上是一种界定主体行为的权利结构，其变迁是社会主体的理性行为的结果，而主体理性行为的依据是其利益的变化，所以将转型看作是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变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从这个角度研究转型还可以对主体转型中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态度的差异进行客观的认识。具体来说，当前的转型需要完成两方面的权利结构变化：一方面为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利结构中退出的过程；另一方面为权利在一般的社会主体间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 当权利结构的变化同主体的利益相悖时，主体就会对这种制度变迁进行抵制，建国后由国家强制实施的人民公社化遭到农民各种形式的抵制就是一个例子；当权利结构的变化同主体的利益一致时，主体就会采取合作，同样是土地制度，70年代末期当农民自发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符合国家利益时，就获得了国家的支持。 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其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制度安排所造成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各种主体不断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就形成体制的转型过程。从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或企业不断试图维护自己利益的行动。 国家从权利结构中的退出基本是符合国家和一般主体利益的，所以进行比较顺利，而权利在一般社会主体间重新配置的过程就很难符合各方面的利益，容易引起各方间的利益冲突，所以进展比较慢。当权利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各群体出现利益冲突时，国家往往对既得利益者进行保护或补偿，在一些领域的改革中，这样做能权利结构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平稳地变化，而在另一些领域中，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权利结构中的扭曲长期存在而问题不会通过市场的方式自发地解决。所以国家对权利结构进行保护虽然是以往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但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 转型要求以往权利结构中的扭曲必须得到解决，如果市场的方式不能奏效，就只有通过强制，而国家是唯一具有这种权利的主体。强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该文认为当转型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国家主动干预权利结构的变化就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所以国家将采取这方面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