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联保贷融资模式缓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将银企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转化为联保小组与银行、联保小组成员之间的还款博弈,多层次的连带责任分担体系则有效地转嫁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我们会发现目前对于联保贷的分析视角更多地是集中在联保小组成员企业之间的还款博弈分析,虽有深究但涉及面却难免局限。本文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商业银行联保贷业务的流程风险,并基于业务实践的风险频发状况,将该流程细分为准入前与准入后两个维度,据此采取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对策。对于准入前的风险防控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1)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软约束”,通常可以视为借款企业短视行为的“机会成本”,而其作用的发挥则主要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覆盖状况以及成员间的依存强度,因而商业银行若想实现连带责任效用的充分发挥,则在联保体准入筛选时应该严格把关,避免风险因素的前期累积。(2)中小企业联保贷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工具,虽然具有自我筛选和改善商业银行信息获取能力的机制优越性,但该种贷款面向的客户群体主要是来自同一行业或某一产业链的关联企业,成员企业的过高依存度会导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过于集中,一旦发生偿债困难,极易诱发具有“羊群效应”特征的系统性风险。但组合风险管理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一方面是为主动分散成员构成的联保小组提供外部激励,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商业银行从机构层面量化某个集群产业联保体的增量授信对机构存量累计风险的边际贡献来决定其准入资格。(3)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是商业银行抵补风险敞口的最直接手段,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暴露,商业银行可以从提高联保体的保证金额度、要求担保公司介入或者直接由联保小组提供反担保来实现风险的有效控制。(4)联保贷体制内生的规模效应让我们可以通过适当地增加成员人数来实现较高的贷款回收率,但是规模的扩张必须是有限约束下的条件最优。格莱珉银行在联保小组的规模设定方面要求组员人数为5人,因而联保小组成员人数的界定必须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挂钩,不能盲目扩张。上述准入标准是商业银行防范授信风险的必备参考,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对于准入后的风险控制主要从下面几条途径来实现：(1)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投资高危行业是商业银行贷中风险的高发典型,联保贷款也不例外,因此商业银行应当注重贷中资金的监管,并通过完善支付方式来实现；(2)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不仅包括交易对手直接违约的风险,同时也包括其信用等级的恶化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损失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到期后的贷款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还应当动态监控信用风险的时点变动以采取针对性的缓释措施来避免损失面积的进一步扩大,而Credit Metrics模型则为我们提高信用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提供了可能,商业银行应当完善自身的信用评级体系,并应注重数据挖掘和模型开发；(3)策略违约通常是当某个成员被动违约而引起其他成员基于自身支付函数权衡比较的占优策略,也是联保贷体制过于僵化的不利结果。商业银行此时应当通过合约调整或者连带收益的外部激励来改善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以实现银企之间的“双赢”格局。(4)信息流和声誉效应导致的从众行为是我国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该行为的出现不仅会导致风险的过度集聚,而且还会扭曲价格信号,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于联保贷而言,商业银行的多头授信导致信贷资源投向过于集中,从而加大了单个银行增量授信的风险系数。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一旦联保小组出现经营危机而引发商业银行的集体抽贷行为时,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将会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有效地抑制商业银行的集体非理性行为,本文通过运用贝叶斯后验法则来说明该种做法的非理智性,并提出加强同业间的信息交互机制以及必要的还款救助机制是商业银行应对该风险的占优选择。最后就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并就联保贷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通过联保贷内在机制的灵活设计使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发挥最大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