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80-2013年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年出口贸易占世界出口贸易额的11.7%,而位居出口额第二名的美国这一比例仅为8.4%,可见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出口增长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城镇化中劳动人口的转移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已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并没得到显著的提高。随着劳动力成本、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国际市场上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的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增长方式必须转型升级,其中产品质量升级是关键。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一个转轨和发展中的国家,金融部门改革和发展滞后于产品部门。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有75%的非金融上市企业将融资约束视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被调查的80个国家中比例最高,这表明中国是融资环境最差的国家之一。在这背景下研究融资约束、金融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退出、出口规模、出口广度、出口深度以及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Melitz(2003)在单一产品假设下通过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解释企业出口行为的差异性,认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其产品的边际成本就越低,于是只有生产率足够高的企业才能克服出口成本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中等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从此便由新贸易理论时代进入了新新贸易理论时代。然而,Melitz(2003)的模型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1)单一产品假设。大量实证文献发现,多产品出口主导了企业的出口行为。(2)生产率是企业唯一异质性假设。在多产品出口下质量异质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同样重要。(3)假定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事实上融资约束也是企业重要的异质性之一,在融资约束下企业生产率很高也可能无法进入出口市场,或者企业生产率不是最低的也可能被迫退出市场。正是由于Melitz(2003)模型的假设存在这些缺陷,它无法解释所有的企业行为。本文在已有的理论模型上引入融资约束因素,解释企业在融资约束下的退出和出口行为。在实证方面,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以及两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企业融资约束,金融发展对企业退出和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1)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紧,退出风险便越大,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是加速递增的;金融发展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风险,增加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风险。(2)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了企业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也减少了企业出口目的地的广度。(3)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出口总量、出口目的地广度、出口产品广度和出口深度,但降低了出口渗透率。(4)出口产品数量与产品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并未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本文的实证研究大大丰富了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认识,也为制定贸易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