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入主中原之后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不允许内地汉民到蒙古地区私自开辟荒地进行耕种,蒙古地区一直保持着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20世纪初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改变长久以来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对蒙古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放垦。1902年,贻谷被清政府任命为垦务大臣,这反映了清政府对放垦事务的重视,从而开始了从私人开垦到官方开垦的新阶段。贻谷放垦了内蒙古的土地,主要负责察开垦察哈尔八旗以及西盟的乌兰察布和伊克昭盟。在开垦期间,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三个主要办事机构分别是:垦务行辕、行辕文案处、行辕收支处,随后又陆续设置了分支机构,至此官垦全面展开。为了促进放垦的进一步实施,贻谷还专门成立了东、西路垦务公司,西路垦务公司主要负责乌兰察布与伊克昭盟的部分土地的承领和转放,而东路垦务公司主要负责察哈尔地区的部分土地的承领和转放。垦务公司的名义是为了防止地商操纵其土地价格,并节约垦务费用,实际上,这是由垦务官员控制的,土地价格在转放时收取。在对贻谷进行调查后,蒙古的垦殖基本停滞不前,清政府派遣其他官员继续垦荒。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为了向蒙古的王公贵族靠拢,基本停止了官方的垦荒。1915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成立绥远垦务总局,在此基础上,绥远垦务总局又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政策规范,提出要严惩私垦农民,并应奖励那些积极上报垦地和承种土地的农民。民国初年的放垦规模大大超过了清末时期,当地的王公贵族与汉族地商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使得广大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之绥远垦务总局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只是催收民欠荒价和岁租,新垦土地并无多少。论文主要以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东、西路垦务公司、绥远垦务总局作为论述对象,以此来说明官方组织在蒙垦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以上述论述对象作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它们的成立、运行直至撤并的过程详细分析,初步厘清他们的发展脉络以及在蒙垦事务所产生的影响,试图总结出三者的共性及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