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两部分、四节。引言部分扼要概述学术界关于山水诗起源问题研究的现状，点明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交待了山水诗断限问题。第一部分论述山水诗兴起与隐逸文化、玄学思潮、庄园经济并无内在联系。第二部分论述山水诗兴起与自然地理环境、山水旅游、山水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包含三节。 第一节论述山水诗非源于隐士──隐逸文化。该章节以《后汉书孔、《晋书》、《宋书》等史书的《隐逸传》为依据，从构成审美的主客体双方关系这个角度出发，论证魏晋时期隐士并不具备成为审美主体的条件，而自然山水因不适应主体（隐士）需要，也无法成为审美客体。指出隐逸文化催生隐逸诗，但它缺乏转化为山水诗的基因，而是朝它的高级形式──田园诗方向发展。最后从第一位山水诗人谢灵运并非隐士，他的诗歌也不涉及隐逸来确证本章论点。 第二节论述山水诗非源于庄园经济──园林审美。本节先论述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并未成形；战乱期间出现的特殊庄园组织──坞壁更与审美绝缘；东晋时期的地产方式──田墅有园林化独立倾向，但它只是士人酣畅游玩的场所，山水风景几乎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刘宋时期出现了典型的庄园经济，但从中看不出与山水审美意识和山水诗有什么必然联系。指出从庄园经济角度探讨山水诗兴起，是机械唯物主义。接着引述从庄园经济角度探讨山水诗兴起的一些重要观点；分析这些论点存在的致命缺陷；点明这种解释山水诗产生基础的看法，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字面联系，即“庄园”就是园林别墅，士族大夫封山占水就是拥有大自然。着重分析统治阶级大规模筑园建搂，开启了后世文人士大夫型园林游宴活动；这种纵心游赏与美学意义上的山水审美有本质区别；而且格局促狭的园池景物与大自然气象万千的山山水水迥然有别；以园林游宴为题材的公宴诗不能等同于山水诗。最后指出谢灵运正是一方面与贵族宴游生活决裂，一方面打破园林景象局限，真正走向自然，才创造出别开生面的山水诗艺术。 第三节论述山水诗非源于玄学思潮──玄言诗。本章认为，玄学虽然清算两汉神学，恢复了大自然独立品格，但“自然”属于概念范畴，并没有确立具体的、独立的生命体地位，玄言诗只不过是散文体哲学著作的改装形式，玄言诗难觅山水踪影。正始年间玄学家强调亲近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但正始是一个充满阴谋的年代，士人无法产生审美心境，此时现实美以丑的形式出现，仙境中美丽景象，又多是概括性、象征性的，甚至是邈然难及的。西晋时期，玄学家极力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自然观尚属天 一1 一人感应范畴、西晋文化主体一寒素士人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这些造成西晋诗坛只能产生玄言诗、说教诗和颂诗。真正意义山水审美意识滥筋于东晋，但诗坛此时仍是玄风独擅，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晋人游赏山水，其终极目的不在山水本身，而是追求虚幻的本体美。二、玄学家对清淡热情关注，清景美致只是对他们的精神起感发作用，而不是精神活动的聚焦点。三、东晋时代，尽管自然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客体地位得以确立，但自然山水美并没有作为表现题材进入诗歌领域。四、写景诗深受山水散文影响，尽管在内容上出现无一句一话涉及玄言的写景诗，山水诗体作为独立体式的地位并未确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观不仅指出山水自身感性形态具有独立性，而且指出表现山水美的艺术作品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谢灵运以艺术家身份自觉承担传达山水意蕴的重任，在创作实践中革新了散体文表现功能，确立山水诗体式地位。 第二部分论述山水诗兴起与江南自然地理环境、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晋宋山水旅游密不可分。首先，从自然美离不开自然山水本身的属性及自然山水特质影响审美主体审美趣味指出，江南地理环境是产生唯美的山水诗艺术的天然土壤。同时指出，具备构成自然美属性的自然现象能否成为审美对象，取决于主体对自然美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的高低，由此认为，山水诗崛起于晋宋之际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与晋宋山水审美意识勃兴同步而行。晋宋山水审美意识特质表现在：一、在艺术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具有魁力的感性形态是山水美的本质特征，从而正式确立了山水美独立地位；在艺术创作实践上，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主张。二、晋宋山水诗与东晋写景诗的区别，并不是单纯的表现技巧高低问题，而是观物方式的区别，三、晋宋之际体物方式与东晋时期逊然有别。东晋时期的“得意忘象”严重阻碍山水审美意识发展，而晋宋之际的“澄怀味象”则使主客体关系高度统一。四、从审美关系而言，东晋时期不存在主客体的冥合；晋宋之际摆脱自然山水与哲学活动揽和一块的局面，自然山水转化为士人旅游中的实景，主客体在山水审美中达到和谐统一。本章第三层指出，自然地理环境与自然审美意识相沟通的中介桥梁是山水旅游实践。区别了山水旅游与巡游、玄游、仙游、佛游的不同。指出晋宋之际山水旅游审美特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