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私人交易日趋频繁,其中并不排除在进入诉讼系属之后一方当事人将与诉讼标的有关的特定权利义务转移给案外第三人的情形发生,此即本文所探讨的特定诉讼继受制度。追溯民事实体法以及程序法的演变轨迹,特定诉讼继受制度先后经历了罗马法时期的绝对禁止主义,再到允许转移主义、诉讼消亡主义,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当事人恒定主义与诉讼承继主义成为两大主流。我国于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初次对该制度予以规定,基本确立了“以当事人恒定主义为主,以诉讼承继主义为补充”的立法模式。鉴于特定诉讼继受制度在我国确立时间较短,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各国各地区的制度特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构建一个更完善的特定诉讼继受制度提供一点建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特定诉讼继受制度的整体概述,首先界定了特定诉讼继受制度的概念以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然后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以及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两个角度对其产生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充分阐述其存在的正当性,最后简单介绍特定诉讼继受的适用前提,为后面的进一步研究做铺垫。第二部分是特定诉讼继受的立法模式的考察,主要包括德国的当事人恒定主义、日本的诉讼承继主义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新当事人恒定主义,通过对上述国家及地区理论基础以及立法例的介绍,简单评析各模式存在的优缺点,同时也将诉讼承继与诉的变更、当事人变更、诉讼担当进行比较,使诉讼承继的特点更加明晰。第三部分为我国特定诉讼继受制度的现状和思考,从立法解释规定和司法实务适用两个方面列举我国目前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引起反思。第四部分针对我国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主张应进一步明确其适用前提,重新界定特定继受人的诉讼地位,增加规定善意第三人如何处理,并且施加给法院、移转人、继受人一定的义务,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角度完善我国的程序保障机制,切实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