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作为腐败犯罪，对于社会的危害十分严重，也是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受贿罪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严厉打击的一类犯罪。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贿行为也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涌现出各种新的类型，这极大地增加了司法部门的侦破和定罪量刑难度。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使得如何更好地认识这些新类型受贿犯罪以及应当从哪些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日益成为刑法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另辟蹊径，从谋利要件出发对若干新类型受贿犯罪进行了探讨。从谋利要件出发研究新类型受贿犯罪，有利于我们在受贿犯罪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认清其本质；有利于我们对新类型受贿犯罪作出准确的辨别和区分，从而提出真正能够指导司法实践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我们在受贿犯罪谋利要件取消论这一大势所趋下，对如何协调现行法律规定与未来立法趋势进行思索，并对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再思考，以促进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以求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实现对受贿犯罪的有效打击；有利于我国有关腐败犯罪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社会的和谐。本文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受贿犯罪以及新类型受贿犯罪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解读，为下文之具体分析打下基础。在这个部分中，笔者首先对受贿犯罪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受贿犯罪的客体应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客观要件的理解则应宽严适中。接着分析了新类型受贿犯罪的特点与成因，认为新类型受贿犯罪具有受贿主体逐渐扩大、受贿方式日益隐蔽、受贿内容日益多样以及追诉难度不断加大等四个特点，而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形成则有其思想文化方面、社会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以及法制方面的原因。最后，通过对新类型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罚该当性的分析，得出新类型受贿犯罪必须被纳入刑法规定并加以制裁的结论。第二部分对我国收受型受贿犯罪中特有且充满争议的谋利要件进行了深入解读。首先，本文从实然角度对谋利要件的性质和内涵进行了解读。针对谋利要件的性质，学界主要存在旧客观要件说、主观要件说、新客观要件说以及主客观统一说等四类不同观点。在分析各自利弊之后，笔者坚持谋利要件性质的新客观要件说，认为应当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解读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就坚持谋利要件的客观要件地位提出了建议。在新客观要件说基础上，笔者对谋利要件的内涵进行了解读，认为“承诺”应当包含明示承诺与默示承诺、真实的承诺与虚假的承诺；“他人”既可指请托人本人，也可指请托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益”则既包括财产利益与非财产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接着，本文从应然角度对谋利要件对受贿犯罪既遂标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关于收受型受贿犯罪的既遂标准，主要有承诺谋利说、谋取利益说、收受财物说、收受财物或重大损失说以及收受财物且谋取利益说等五种不同观点，但各有其缺陷。笔者结合谋利要件，提出承诺谋利加收受财物说既遂标准，并对此标准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此标准中对“收受”一词的理解应采控制说或取得说。最后，本文对谋利要件的存废进行了探讨。在综合保留论者与取消论者的观点之后，笔者认为谋利要件应当取消，但其在当前我国实际国情中尚有一定价值，故不可操之过急。第三至第六部分，笔者结合本文关于受贿犯罪客体、谋利要件性质与内涵以及受贿犯罪的既遂标准，对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事后受财型受贿犯罪、未办理权属登记型受贿犯罪以及退还上交型受贿犯罪等四类新类型受贿犯罪进行了探讨，对这些新类型受贿犯罪中若干细节但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如何区分感情联络与受贿犯罪，在事后受财型受贿犯罪中如何理解“事先约定”，在未办理权属登记型受贿犯罪中如何界定其既遂标准以及如何区分其与民法上之借用，在退还上交型受贿犯罪中如何理解立即“收受”和“及时”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一类新类型受贿犯罪都进行了类型化解读与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