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母题,以乌托邦为题材的乌托邦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初,以“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分别是《我们》、《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文学兴起,并对乌托邦文学传统提出了挑战。学界普遍认为,反乌托邦文学走向了乌托邦文学的反面,本文则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并通过文本细读、文体研究、历史考察等方式,系统论述了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既相互背离又相互连接的复杂关系。全文由绪论、上编、下编、余论四部分组成。绪论首先勾勒了从乌托邦文学到反乌托邦文学的发展流程,包括古希腊时期的乌托邦写作、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传统乌托邦文学、表达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并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创作,以及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文学；其次,绪论就学界现有的相关理论成果作了一定的评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缺憾；最后,绪论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即以类型学研究的方式彰显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反叛、延续和超越。上编主要探讨两类文学的对立关系,并认为,这种对立主要体现为文学形象的反叛,具体表现为新世界形象、民众形象和主人公形象的反叛。新世界从美好到丑恶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价值观的异化,反乌托邦文学笔下的世界(敌托邦)构建在与乌托邦相反的价值之上,从而呈现出相反的美学特征。因此,不能说乌托邦发展到极致会出现敌托邦,恰恰相反,二者是截然对立的。民众从超人到非人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对立,乌托邦文学赞美人的合理欲望,而反乌托邦文学笔下的敌托邦世界却要控制和消除人的欲望。主人公形象的差异则体现了平面／立体两种不同的刻画方式,乌托邦文学缺乏私语性的文本书写,它的主人公仅仅是展示新世界的窗口,具有的是结构上的意义；但在反乌托邦文学中,私语性、社会性此消彼长,相互交织,私语性文本丰富了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并且通过与社会性文本的冲突体现主人公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下编主要探讨两类文学的延续关系,并认为,反乌托邦文学从莫尔和贝拉米处分别继承了不同的内容。第一节探讨乌托邦文学的变化,提出从《乌托邦》到《回顾》,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因此,分析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延续,首先需要了解后者自身的变化。第二节探讨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的延续,提出在叙述结构上,前者延续了后者的讽刺／反讽结构,并主要表现为言语反讽、语境反讽和生存论反讽三种反讽形式。这一部分运用了弗莱原型批评、巴赫金狂欢理论和克尔凯郭尔反讽哲学等理论成果。第三节探讨反乌托邦文学对《回顾》的延续,具体表现为意象的重复与情节的重复。意象的重复包括“生产大军”、“隔离”和“终极革命”,情节的重复包括“未来故事”、“日常冒险”和“爱情救赎”。随后运用希利斯·米勒的两种重复理论,指出意象是“尼采式”重复,情节是“柏拉图式”重复。余论运用刘锋杰“文学想象政治”概念,解读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的政治性。本文认为,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包含对政治的想象,但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乌托邦文学的写作政治性大于文学性,它迷恋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拉塞尔·雅各比称之为“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并认为它容易导致自我悖论。反乌托邦文学重视文学的表达,它与反乌托邦思想拉开距离,并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让文学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梦想直接相连。拉塞尔·雅各比称之为“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并认为它超越了前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