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提及的案件,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经历了法院判决、后改判、然后要求国家赔偿、刑事申诉,并不见得有多么疑难。即使存在复杂、疑难之处,也是可以在法律层面进行研究和解决。但是在大信访的时代背景下,诉访交织之下,对案件的处理在实践中往往会复杂化。这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深思。“信访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主监督制度,实际就是控告申诉制度,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也规定:“本规定所称信访,是指信访人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依法由人民检察院处理的活动”。因此从形式逻辑讲,信访是渠道、是形式,控告、申诉、检举以及意见和建议是内涵、是实质。例如刑事申诉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裁判,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从我们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角度看,他是在刑事申诉,希望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但从当事人及普通社会公众的眼光看,他是在向检察机关进行信访。”1司法程序和信访制度,本身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和联系的,其关系颇为复杂。但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准确区分、理顺这二者的关系,客观上存在着对信访工作(或者说是维稳工作)的过度重视,使得信访工作对于司法工作形成了干扰。幸好,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实行诉访分离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这样的思路转变,为我们正确处理“诉”与“访”的关系、排除司法工作受到不当干扰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