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中央政府博弈的主体,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因此存在推高房价、让周边土地升值的激励。由于中央政府的目标更加多元化,行政性干预成为中央打压房价的常用手段,却造成了经济的异常波动。本文致力于将土地财政与行政性干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纳入一个完整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以土地出让收入度量地方的土地财政,以城市是否限购/限贷的虚拟变量度量中央的行政性干预。同时,建立一个简洁的计量模型,利用2008-2016年98个一二三线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土地出让收入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时,行政性干预的存在使得土地出让收入每提高1%,经济波动将增加0.93%。第二,总投资确实是土地财政与行政性干预作用于经济波动的主要传导渠道,土地财政与行政性干预通过总投资作用于经济波动,当土地出让收入增加、行政性干预实施时,总投资的提高导致经济波动越来越剧烈。土地财政与行政性干预的实施使得总投资每提高1%,经济波动将增加0.11%。第三,一线/热点二线城市与非一线/热点二线城市的土地财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理不同,截然相反的结果可以通过差异化预期来解释。对于一线/热点二线城市而言,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收入每提高1%,经济波动将减少1.88%。当房地产市场过热时,一线/热点二线城市政府存在中央严厉调控的预期,在行政性干预实施前,会争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在行政性干预实施后,土地出让收入减少,总投资下降,因此缓和了当期的经济波动。对于非一线/热点二线城市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每提高1%,经济波动将增加1.34%。当房地产过热时,非一线/热点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预期不会受到行政性干预的影响,当期的土地出让收入增加,总投资增加,因此加剧了经济波动。本文得到的结论是初步的,但是,为地方政府如何摆脱土地财政的束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因此,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避免让土地绑架政府、绑架中国经济。因此,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用更加明晰的分权体制,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逐渐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