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狐从先秦以来不断地进入古代文献、小说,不仅具有民间信仰的意义,而且具有审美意义和道德伦理意义。清代初期是狐形象发展的高峰,除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乾嘉时期出现了更多写狐的小说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袁枚《子不语》《续子不语》、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及和邦额《夜谭随录》等。历朝历代的狐形象在乾嘉时期的文言小说中加以累积呈现并予以创造,形成多重特性。乾嘉时期文人喜欢谈论狐鬼故事,并以此为雅事风尚；他们还喜欢扶乩、占卜,并与乩仙吟诗作对、唱和互答,作为一种文人游戏,影响着笔下的狐形象。乾嘉时期狐具有多重特性,这一方面源于文人记载的故事大多从各处网罗搜集而来,夹杂着各人对狐的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因而呈现出杂、散、不成体系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于清代狐具有神、仙、妖、怪、人等多重特征。狐的特性使得人狐关系也多变,往往崇拜与憎恶、恐惧与利用、接纳与怀疑等多种情绪并存,且憎恶多于崇拜,利用多于恐惧,怀疑多于接纳。狐作为一种理想与审美的形象被文人推崇,包括把狐女作为理想妻子和把狐男作为理想自我。狐女作为文人想象中完美的妻子,集美、才、能、德、情多种优点于一身。文人对狐女赋予如此美好形象的原因在于满足情爱、改变无力娶妻的现实及处理家庭事务等多重需要。狐男形象从博学多识、行侠仗义、仙风道骨三方面体现文人理想的自我。狐还被隐喻为社会危机,狐与妓女、胡人、流民、盗贼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了人狐之间的对立、紧张的关系,也反映出文人对社会的看法。狐形象在文人笔下的不同反映了社会现实、个人境遇对文人创作的影响,狐的多义性、人狐关系的多义性体现了文人在现实境遇中的复杂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