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就认为:记忆对身份具有构建和潜在的颠覆作用,没有记忆的身份建构是无法想象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记忆和身份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如身份理论中提出了“叙述身份”概念,文化学的记忆理论注重集体记忆和身份的关系。口头传递、文字传递和仪式或者节日是个人和集体记忆得以保存、加工和传递的主要的三种媒介。而用不同的媒介所完成的回忆对身份的建构有不同的意义。罗伯特·辛德尔1992年出版的小说《出身》被视为研究当代犹太人身份问题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对大屠杀的回忆一直贯穿于整部作品。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和集体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方式和在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迥然相异。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以主体在回忆中所采取的不同媒介作为文本研究的出发点,试图通过对小说中各个人物和集体对过去的加工方式的分析,展示他们的身份建构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分析发现,在该小说中,主要人物和集体进行回忆的媒介有:1.口头媒介:犹太幸存者通过在对自己经历的叙述中完成一个身份的建构;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选择沉默,忘记过去,来表达自己建构一个新身份的愿望。年轻一代的犹太人一方面通过家庭记忆,使上一代的创伤性经验变成他们个人的间接经验,来完成自己的身份建构。由于家庭记忆中承载记忆的相关家庭成员的离去,相应的记忆也会消失,下一代建构在其基础上的身份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由于父母的缺席而造成的家庭记忆缺失,使得下一代的身份建构呈现多样性。2.文字媒介:通过文学的方式,完成自己对记忆的反思,借此完成对身份的反思。3.仪式媒介:小说中主要是非犹太集体通过仪式来构建和保持集体和集体成员的身份同一性,因此仪式是对集体身份构建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化记忆载体。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犹太和非犹太人对记忆不同的加工方式,由此揭示了个人和集体的身份构建过程及存在的问题:大多数犹太人仍然不能用一种正确地方式来回忆二战和大屠杀,让它成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生活的非犹太集体中不存在一个能正确对待这段历史的回忆框架,就此造成了他们现在“消极共生”的这个状态。作者也借作品表达了自己的初衷,即奥地利应该开始反思历史,让大屠杀成为集体身份的一个有意识的建构部分,这样生活在其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彼此才能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