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史家托马斯·卡莱尔历史书写的命运,虽非平顺,却还算不错。他的历史书写,一开始就处在现代学术体系的边缘,在现代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他的历史书写被轻视了。从阅读史来看,卡莱尔的历史书写首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然后,他在元叙事、社会解释以及伦理关怀等不同层面的思考,也辗转折入了不同的学科话语中。其实,在他的历史书写中,这些不同的层面是紧密结合、互相支撑的。在学科综合的通达视野中,他的历史书写值得被重新思考。不过,他历史书写的基本面貌尚有待梳理。可以从他早期的历史意识,与他后来的历史书写进行比较,进而具体探究他历史书写中的叙事、解释和伦理维度。倘若他的历史书写能重回学术视野,那么,这或许能促动历史书写和大众阅读进一步关联。而研究思路则有些许微妙,它既是作者的兴趣,还要与研究对象相贴合。作者尝试在历史时空意识的框架中,以历史空间为着眼点,来思考人们的历史书写。这包括两个层面,首先,空间中的历史书写,是指人们的历史书写,是对特定时代背景、问题语境、社会境遇等的反应。其次,历史书写中的空间,是指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解释和评价的“空间化”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事件不是给定的,是人们辨别、筛选的结果,其次叙事、解释和评价的原则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养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特定历史时空,历史书写者也处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书写者对于这两层历史时空之关系的自觉思考,可称之为历史意识。历史空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卡莱尔的历史书写则提供了一个研究样本。在1834年南下伦敦之前,卡莱尔既有对“元史学”的反思,也有历史诠释学的考虑,还有对历史时空意识的自觉,这三者构成了他这一时期的历史意识。在“元史学”的反思中,卡莱尔思考了历史与书写的一系列元命题,并将历史书写直接联系于人的生存,这也锚定了历史与哲学,实际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等一系列的二元关系所存在的困难。在他的历史解释学中,通过对历史与传记关系的反思,他暗示了一种文献、解释、真理的三元解释结构。在卡莱尔的历史时空意识中,他有时自觉、有时不自觉的采用某种时空观念;《拼凑的裁缝》的书写实验,构成了早期卡莱尔自身历史时空的隐喻和转喻,他对历史时空进行分析的原理是象征哲学。元史学思考大致设定了他以后历史思考的方向,在后来的书写中,他其实是不断地充实、扩充、甚至重塑了早期的元史学思考。南下伦敦后,为生存计,卡莱尔书写了《法国大革命》一书,书中的空间化叙事策略令人称道。《法国大革命》中有一种对“事件”的自觉意识,事件视历史为历史主体在历史情境下的特定遭遇,这样的事件化的历史书写也须以多重方式表现事件的原初性、瞬间性和偶然性。卡莱尔采用了时间线索、空间布置、以及符号空间生产的叙事策略,采用了语义轴分类,自然的生成与转化,以及秩序与变革的解释框架。在历史评价中,他关注了伦理评价的人性前提,坚持历史主义的评价标准,以及“世界历史”这一最高的评价标准。卡莱尔的事件化书写联结了大革命叙事的描写和组织,大革命事件的认识和解释,以及他对历史公意的思考和体悟,并且,其对事件的思考与一种世界历史的总体思路相契合。成名后的卡莱尔,对历史空间的社会解释影响巨大,这种解释以《论英雄》和《过去与现在》中的“英雄历史观”为核心。在卡莱尔看来,英雄是世界历史的典范,是人类历史成就的代表。它择取英雄有两个标准:真诚是内在性的理解标准;实践活动是外在性的解释标准。那些洞察了特定的社会空间、历史形势,代表了社会呼声的个体精神,可以转化为社会的集体精神,所以,英雄的生成就是一个有无之间转化的“神化”过程。而社会空间也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它既是历史大势的演化,也是特定社会类型的传承。通过对过去的历史空间的梳理,卡莱尔判断道,在当前时代,文人与工业化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此情境下,文人要洞察当前的生存空间:即倡导“工作伦理”,批判“拜金主义”。伦理性是卡莱尔历史书写的旨趣所在,这既是历史书写的天然合法性所在,也是人们实践的合法性所在。卡莱尔的历史伦理思考以对人性的同情为基础,以他的空间感知、记忆和想象为中介,以他对历史的整体性承诺为旨归。卡莱尔认为,在当前时代的精神和物质关系中,对物质的无尽推崇蕴含着机械主义的逻辑,这正是一种怀疑论。所以,他认为要更加重视精神与信仰,以“超自然的自然主义”来回应怀疑论。不过,卡莱尔虽然强调精神,其实也并未放弃身体。在身体感知中,卡莱尔认为身体与精神密不可分,身体是精神完备之象征。尽管,他对精神的强调,其实部分地压制了他身体的感知,这反映在他的宗教体验中。在伦理思考中,卡莱尔经常强调人的第二自然,即社会,但是,在他的框架中,个人和社会都是个体,也都是整体。而整体是无限的,是崇高的,不能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来计算,因而,个体无法获得现成的“幸福的秘方”,只有在历史境遇中真诚地去生存。所以,卡莱尔进行历史评价的原则,乃是以个体的历史处境为基础,以个体的崇高为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