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正确把握儒家学说的一把钥匙，《论语》学是经学史的重要分支。西汉至北宋的《论语》学，延续1300余年，文本考释逐渐完善，义理阐发不断深化，儒学理论的建构积累丰富。本文即以此为主要研究内容。全篇按西汉至北宋《论语》学的发展阶段和学术形态，以名家要籍为重点，分八章考察其演进脉络、学术成就及特色。　　 西汉《论语》学在武帝制定“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趋于昌明。于今可考的《论语》文本有《鲁论》、《齐论》、《古论》、《河间论》、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等五种。《鲁论》名家众多，位望通显，长于以经世致用，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术支派。《齐论》以其篇章较别本为多，兼重内圣外王之道而独树一帜。《古论》发现略晚，传习者稀见。孔安国撰《论语训解》，解说字句，考证史事及礼制，《古论语》因之而获得持久的学术生命。《论语》学在西汉能够形成三种学术流派，这在《五经》之外无与伦比。安昌侯张禹整合《鲁论》与《齐论》为一本，奠定了其后《张侯论》与《古论》长期并驾齐驱的学术格局。　　 东汉是《论语》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包咸《论语章句》是《论语》今文学的代表作。该书援用《尔雅》类聚同义词的释义方法解说字句，贴近现实阐释孔子思想，为《论语》今文学注入新的活力。马融《古文论语训说》则继承西汉古文经学传统和学术方法，审慎地考补史事，考释字词名物，会通群经而解说义理，提升了《古文论语》的诠释水准。《论语》学的繁荣，特别是今古文《论语》学分途发展，造成说解歧异的状况。有鉴于此，郑玄综理《鲁》、《齐》、《古》诸本，订讹误，补缺漏，使《论语》文本归正、合一，起到消解学派纷争的作用。根据敦煌《论语郑注》残卷考察，其《论语注》注重经文主旨的提炼、概括，善于援据三《礼》考释礼仪制度，是会通型《论语》学的杰作。　　 魏晋时期，儒、道之学并行，《论语》学因之大变。汉儒《论语》学虽然显著衰落，其学脉仍然得以延续。卫瑾归宗古文《论语》学，排摈今文学及郑玄古今兼综之学，与王肃专主古文经学声气相应。两晋之交，蔡谟作《论语注》，以今文学为正统，对孔安国《训解》颇有异见。其优长在于特重因应政治现实而阐发义理，且提倡学行统一，与清谈之士迥然不同。范宁是魏晋时期最后一位恪守儒学的《论语》学名家。绍承汉学而勇于破除汉魏诸儒旧注，服膺今文学而不废古文说，是其主要特色。　　 儒道交融是魏晋时期《论语》学的主流。玄学以及佛学的兴起为《论语》学注入新的理论元素，使之呈现出繁荣景象。曹魏之世，何晏、王弼开启以道济儒的路径。何晏为了避免儒者攻讦，与人合撰《论语集解》，乃以荟萃汉魏诸儒精义为主。但是，论道以“无”为本，论人生以避世为高，仍杂玄理。西晋玄学极盛，《论语》学深受浸染。缪播坚持儒学本位立场，但是以“道”与“器”囊括孔子思想，主要取资于道家理论。玄学家郭象治《论语》，在政治思想上会通儒道，最富心得。其论治国方略，以“无为而治”为上策。他利用儒家师法天地自然的理论因素，按照道家“无为”理论进行彻底改造，将两者融合为一体。这与正统的经学家有本质的不同。　　 东晋学界的主流风尚，是既崇尚无为而治、恬淡寡欲，又大力推行礼法、注重事功。这种思想潮流也深刻地影响到《论语》学。李充《论语集注》的旨趣，是“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他有感于士大夫不仁而导致丧乱相寻，提倡恬淡自守以化解利益纷争，诚朴立身以改良士林风气。这些想法，不失为《论语集注》的亮点。孙绰研究《论语》，对孔子人格与人生境界的描述，从精神到语言，都与庄子学派一脉相承。道家关于圣人“无心”、“无情”的观念，成为他重新塑造孔子形象的工具。江熙堪称两晋《论语》学的殿军。他的《论语集解》，是对两晋《论语》学的初步总结。其治《论语》，“贵悟言”，而归宿则是“救急疾于当年，发逸操于古贤”，即经世与立身的统一。《论语集解》行文具有艺术性，这是受到清谈之风的影响。　　 南朝《论语》学大致沿着东晋的学术方向而演进。但是纯正的儒家《论语》学著述已经难以寻觅，以玄学解说《论语》成为普遍习尚。此外，注解体制转而以“义疏”为主，皇侃《论语义疏》是南朝《论语》学的代表作。《论语义疏》博采众家之说，加以整合，形成完整的阐释体系。以礼为本，推重人伦，肯定性情，是其思想要点。他认为，人之“性”受之于天，“性”生“情”；性情可分为三等九品，这是在人物品鉴风气盛行时期产生的理念。　　 隋唐之交，国家统一的新形势向学术界提出了统一南北学术的任务。由于唐人还没有普遍强调划清儒学和玄学的界限，皇侃《论语义疏》还是最流行的读本。但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解说《论语》，却鲜明地主张排除玄学。他训诂《论语》文字，取汉魏经师遗说者不在少数。但不为所囿，汉魏经师旧说，往往经颜师古修正而趋于完善。中唐以后，学者检讨安史之乱的根源，对儒家心性之学的价值获得新的认知。韩愈以及李翱则以《论语笔解》等著述阐明心性之学的基本内涵，这对于《论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是《论语》学新的开拓时期。邢昺以皇侃《论语义疏》为蓝本，攘斥佛老，订正谬误，删繁就简，在政治思想和心性之学方面也有所发明，撰《论语正义》。该书是《论语》学由玄学回归汉学，并向宋学转型的代表作。程颐的《论语解》则是《论语》学纳入理学轨道的界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推索义理”，在学风上实现由义疏家之注重知识向理学家之注重思想的转变，为后人开启了以理说经的法门。　　 从西汉到北宋的《论语》学，经历了从汉学到玄学再到理学的发展历程。其积极成果是不可忽视的学术遗产，其学术方法与经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论语》学后续发展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