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慧远是晋宋之际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精通大、小乘佛教义学,持戒严谨,禅定精进,并因率众修行念佛三昧禅法,而被尊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慧远的佛学思想非常深广,但与唐宋的佛学思想家不同,他并非通过开宗立派、著书立说来阐明其思想,他的佛学思想大多是通过对经论的重新阐释而逐渐形成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吸收大乘中观学的教义,对毗昙学的重新诠释。
　　 毗昙学本是阐述小乘佛学教义的思想体系,但慧远并不满足于此,而认为大乘佛教所主张的不生不灭的大般涅槃境界才是佛教的至极之境。因此,毗昙学所说的修证体系并不圆满。毗昙学对佛教名相的解释,只是适应小乘根性的人,并不能摄受大乘根性的众生,因此,其名相分别并不究竟。从修行的角度而言,毗昙学以断烦恼之阿罗汉为最高果位,而在大乘佛学看来,阿罗汉虽断尽烦恼,却未圆满智慧,故需佛陀之开示方可回小向大,成就大般涅槃。慧远与罗什间的教理问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大小乘之间对涅槃的不同理解。慧远本想从鸠摩罗什那里能找到一个从阿罗汉到佛果的修证次第,但因大小乘修行方式的不同,罗什并未给出让慧远满意的答案。因此,在修行法门上,慧远是以《般舟三昧经》为依据,并结合了庐山教团的实际情况,率众修行念佛三昧禅法。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慧远正处于中土佛教义学由般若学向涅槃佛性学转变的时期,他的贡献在于意识到佛教境行果的教理体系之一体性,突出了涅槃在佛学修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毗昙学之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对涅槃之理解上,他最终站在了大乘佛学的立场,以我、法二空之所显为涅槃之境,这对中土佛教义学之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慧远的这种抉择一方面与大小乘佛学教义本身的究竟与否有关,同时,是因为中观学与中国固有的生命哲学形态颇为相似,即二者都主张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贯通而非隔离。这也是大乘佛学得以在中国展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慧远的思想亦有其局限性,即他没有完全摆脱毗昙学之窠臼,其对中观学之“不二”之旨的理解不及僧肇深刻。另一方面,慧远只意识到涅槃在果德上的意义,却未自觉到不生不灭之涅槃,在因位上即是众生之佛性。因此,其对涅槃的理解,不及道生透彻。
　　 总之,慧远对毗昙学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其对涅槃的理解,吸收了大乘中观学之理论,不但超越毗昙学之教理体系,也为晋、宋之际佛学思想的转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