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启蒙运动，使西方人从中世纪的蒙昧和迷信中走了出来，给人类社会送来了理性的光明，产生了现代文明。但是，启蒙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元的价值主体，价值主体利益的多样化，造成了社会上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启蒙在打破了宗教的神学地位之后，人们也失去了自己的终极信仰，意义世界的丧失，让现代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物质成果的同时，却遭受着精神世界的空虚，现代性价值危机越来越严重并受到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艺术在世界的“祛魅”过程中，逐渐走下了神坛，随着艺术直接服务于商业目的，审美形式越来越商品化，现代艺术甚至沦落为一种文化产业。后现代主义主义对启蒙以来的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推崇主观性和相对性。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理性不仅造成了信仰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人生存在意义的丧失，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和杂乱的局面，无公度性，标准不统一，各行其是，各是其是，统一的信仰没有了，相互之间隔绝，无法对话，冲突加深，整个社会弥漫着末日的情绪。
　　对于造成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根源，许多哲学家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了不同的分析。韦伯认为，宗教信仰的被打破造成了人们普遍信仰的匮乏，科学无法回答关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解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社会存在意义的丧失。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合理性，是资本、权力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犯，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罗尔斯认为，边沁和穆勒所提出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造成的人们整体社会的功利化取向，是造成人类社会意义丧失的原因等等。但是这些思想家由于没有触及到现实制度，没有从制度的层面上去历史地分析价值危机，因而都仅仅具有观念、文化超越的意义。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深刻地分析了价值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由于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控制，人成了资本运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社会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劳动的异化，使人类失去了确认自身存在的能力，宗教信仰的摧毁，使人们处于一种无根的生存状态，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空虚，逐渐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因此现代性价值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源就是资本逻辑导致的社会异化，人类社会出现的价值危机就是这种社会异化在人们精神世界的反应。
　　现代性价值危机不单是西方国家的事情，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各个实现了现代化和正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存在于一切搞市场经济的地区，同样地也存在于中国社会。解放初期作为人们共同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中各种腐败行为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由于缺乏共同的信仰，世俗的功利价值观得到了强化，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现象非常突出，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名利场，悲观主义情绪蔓延。消费主义文化盛行，攀比成风，哗众取宠，机会主义，投机取巧，缺乏同情心，缺少正义感，人际关系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责任感缺失到了难以相信的程度，末世主义的情绪、厌世主义的情绪到处弥漫。受上面各种情况的影响，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对社会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脆弱。在中国，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心理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这些不信任，加大了社会交往的成本，消蚀着社会的凝聚力，造成了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率的极大的浪费和损失，也蕴涵着很大的社会风险，一遇到适当的社会条件，就可能形成现实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引导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形成大致统一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现代性危机的影响，特别是有效的避免了现代性价值危机所造成的社会普遍意义的丧失，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价值评价的标准，凝聚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取得了一系列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丰硕成果。体现在中国常年在经济上的高速发展，政治上的更加民主，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国家保持安全稳定。这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这条道路的进程中遭遇现代性问题时，提供了一种解决危机的参照思路，为人类共同进步，和谐共生，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