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普鲁士东易北地区乡村由邦君、容克和农民共同治理,形成了邦君治理+乡村自治的治理格局。这种治理格局的形成,与普鲁士在17-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东易北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或权利力量对比有着密切的关系。1618年霍亨佐伦家族在东易北地区的领地从原来的勃兰登堡选侯国向东兼并了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普鲁士公国,组成勃兰登堡-普鲁士。从此一直到18世纪末,霍亨佐伦家族在东易北地区的领土持续扩大,并囊括了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西里西亚、南普鲁士和新东普鲁士等地区。伴随着日益扩大的领土范围,普鲁士历任邦君必须进行领地整合和国家建设才能对各个不同的地区进行统一、有效地控制。邦君在东易北地区乡村进行领地整合和国家建设的过程就是邦君对该地区的乡村治理过程。17-18世纪期间,普鲁士邦君通过改革司法、统一税收、建设常备军和推行农业保护政策等多种方式对东易北地区乡村进行治理,把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当中。容克在东易北地区乡村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随着邦君加深对乡村的治理程度而逐渐被打破。17世纪以前,容克在商品领地庄园制下对农民享有较高的统治权。而17世纪以后,尤其是17世纪中期以后,容克地主越来越多地受到邦君的权力冲击,他们在乡村的统治权有下降,但并没有迅速衰落。容克地主仍然是普鲁士东易北地区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容克庄园内农民的劳役状况反映了地主对农民仍具有较大的控制权。委派地主代理人是容克进行庄园自治的一项重要手段。容克通过委托地主代理人担任庄园下辖村庄法庭的法官和日常事务管理者,对这些村庄进行自治。庄园世袭法庭是容克在庄园内行使管辖权的机构,是容克开展乡村自治的又一重要手段。在18世纪普鲁士国王推行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庄园法庭的某些审判权被剥夺,且司法人员的专业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这体现了邦君治理影响下的容克庄园自治的一些新变化。农民群体作为除容克以外的普鲁士东易北乡村社会的另一构成成分,他们依靠村社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内自主管理村庄事务、维护村庄秩序,对外捍卫共同利益。所以,村社组织是农民进行村庄自治的重要载体。17-18世纪,在邦君权力逐渐向东易北地区乡村渗透的背景下,邦君推行的司法改革和农民保护政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权益。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向地区高等法院诉讼等方式解决与容克地主之间的争端。农民诉讼是其参与乡村自治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此外,农民对18世纪普鲁士国家征兵制的抵抗也属于农民在乡村层级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17-18世纪邦君、容克和农民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普鲁士东易北地区乡村治理产生了一些影响。首先,三方主体之间围绕容克和农民权利与义务的斗争或合作,推动了18世纪末《普鲁士国家的一般邦法》以法律形式确定容克和农民的权利与义务。其次,18世纪的农业保护政策被19世纪农业改革所继承。最后,18世纪的农民保护措施也为19世纪普鲁士农奴解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