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东渐，由来已久，早在明末清初，当时的有识之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与传教士合作，把西方的逻辑输入古老的中国。而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明朝末年，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播耶稣教义的同时，与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包括逻辑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李之藻和傅泛际合作翻译的《名理探》是传入中国的第一本西方传统逻辑著作，清朝初年，艾约瑟执笔翻译的启蒙读物中包括耶方斯所著《辩学启蒙》。但是，这一时期，作为翻译主体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进步学人在合作中的地位不同，翻译的动机也不相同。前者在翻译中起着主要的操纵作用，目的在于传播西方的宗教，而后者关注逻辑学，主要是想为国人引进新的思维方式，但限于语言的障碍，在翻译合作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鸦片战争的爆发带来了西方文化传入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对西方逻辑学的介绍规模大大超过了明清间第一次引进时的规模，翻译主体不再是外国传教士，而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严复为首的中国学者直接从西语译介逻辑学，译介的深入激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逻辑研究。在翻译的价值取向上，明末中外人士的合作翻译与严复等人的翻译有着相同的地方：从中国传统学说中寻求比附，以加速中国对于西方逻辑学的接受。这种方法就是佛教传入中国时所采用的“格义”的方法，实质上是一个文化传统对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诠释，是不同文化思想传统的变形杂合。“格义”的方法使国人对Logic理解产生必然的偏误，染上中国儒家、道家、墨家和释家学说的色彩。　　 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学者意识到日本在引进西学方面的成果，进行积极借鉴，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热潮，形成了西学从东方来的特异的文化传播奇观。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逻辑学引进高潮中，在翻译上并不是走的中西直通车的道路，而是从日本的西学翻译中引入“汉字”译法。日本曾广为使用汉字词对译西洋术，中国人在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曾大量借用这些规范化了的对译西洋概念的日制汉字词，以补固有汉字词的不足，或取代此前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土人翻译的纷纭多岐的汉字新术语。经由留日学生输入中国的日制西方术语，采用汉字的形态，或是日本人对汉字的改进，或者本就是中国的术语，但在中国并未流行，传入日本得以普及，如严复所译“逻辑”，本文借用冯天瑜教授的界定，成为“侨词来归”。这种在中、西、日三边展开的逻辑学等术语的翻译和借鉴，是中国引进西方逻辑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内中既有较忠实的意义传承，也难免出现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变更，这种变更有合理的，也有不尽合理的。中国学人在接受日制术语的同时也接受了日本学者对于西方逻辑思想的接受和阐释视域。　　 人作为接受主体，在发掘文本话语信息的同时，也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在走近表达者的同时，也走近了自身。解释过程是解释者的世界观念展现的过程。语词是向我们打开了的文本，它以图形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广阔的意欲语境，激发解释者独特的、丰富多样的理解与解释。翻译就是译者的前见和文本的视域的融合，本文探讨逻辑学东来历史上的几个译介群体，由于所立足的文化背景不同和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学术前与Logic这一哲学术语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具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身上总是带着文化的、社会的印痕，这些印痕既开启也制约着译者的视界。译者翻译的才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要经过认知和规范方面的学习和磋商才能掌握，因而译者的前见总是在一定的翻译期待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中积累起来并在其中发挥效应。自Logic开始进入中国以来，对Logic的译介群体立足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带着不同的学术前见，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受自身翻译目的的驱使，从汉语的悠久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或借用中国古代思想中现成的词语、或利用汉字造新词，来作为Logic的对等词，使得Logic在与汉语文化的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译名。这些带有双重文化标识的解读贯穿于Logic在中国文化中的整个动态生成过程之中。　　 Logic等术语的翻译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Logic语词原型的语义缩减、扩充或变更，是一不同于西方逻辑的语义复合体，是Logic在中国的新形象。Logic的翻译取向构成了逻辑在中国的多重身份。逻辑学在东传过程中，不断地附加理解和接受的成分，这个复杂的移植过程充斥了解构和重构的拉锯战，最终消解掉的是“纯化”的可能性。逻辑学的身份性建构，呈现了特有的欧洲形态的传播和扩张，同时也发生着裂解与销蚀；更为重要的是，它容纳了非西方传统企盼现代性转换的欲望和要求。所以说，中国在接受过程之中塑造了西方逻辑学，在建构程序上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诉求和文化密码。　　 本研究在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转向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以Logic为例，从历史的视角探讨理论语词的翻译问题。着重以Logic东渐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不同译者群体对Logic的典型汉译为例，试图在展现Logic在中国传播的路线的同时，揭示Logic如何通过“格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冲突与交融，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形，直至被中国文化吸纳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并引发“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建立和完善。本课题在中国学术寻求自身发展在国际学科、学术发展的学术背景下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