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的人事制度经历了三个特征明显的时期:清末(1898-1911年)高校人事高度集权,教职员官僚化,且教育主权受到国外干涉,表现出半殖民性的特点;民国(1912-1949年)高校集权与民主并存,人事权集中于校长,但是同时各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高校教职员逐步去官僚化,教育主权逐步独立;新中国(1949至今)高校从集权向分权、固定管理向流动管理、行政化向契约化及薪酬从统一到弹性、从平均分配到绩效分配演变,与此同时,新中国高校重“洋”轻“中”与人才外流并存,且与当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人才计划盛行。　　影响中国高校人事制度变迁的,主要是外生性变量(国外高校人事制度、国内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内生性变量(繁荣学术、追求效率)、行动变量(政府、文化精英和利益集团)。　　外生性变量对中国高校人事影响巨大。由于中国高校自产生之日起就是模仿国外高校的,加上在中国高校发生重大变化的各个关键时期,都将国际上某一国高校人事制度作为中国模仿的范本,所以,国外高校人事制度奠定了各时期中国高校人事制度的基本框架,国际性是中国高校人事制度与生俱来的特质。具体是:清末嫁接日本制度,民国时期移植德国、美国、法国制度,新中国又模仿苏联、美国人事制度。政治制度影响中国高校人事制度,主要有三点:一是影响高校人事权力的最终归属,二是影响中央级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三是影响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划分及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文化制度对人事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是为人事制度提供一种理念支持,即提供合法性支持,或营造一种人事制度能被人接受的氛围,主要表现为:集权主义影响中央教育行政集权;“官本位”是高校教职员和高校各管理部门官僚化的文化基础;集体主义文化使高校内部成立合议制形式的组织;开放精神让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深受国外高校人事制度的影响;重视道德的伦理标准解释了中国高校人事制度中对教职员“德”的要求;特殊主义使中国高校在教师任用、评价、晋升上表现出重视学缘、地缘的特点。　　内生性变量(追求学术繁荣和效率的目标)是影响中国高校人事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由于高校的组织特性主要是学术性,高校的组成人员主要是学术人员—教师,高校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是学术权力,使得中国高校人事制度变迁离不开对高校学术民主管理的追求。高校人事制度在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对学术的要求:首先,大学自治一直是中国高校的诉求;其次,学术目标是中国高校各种学术管理组织成立的动因;最后,中国高校人事内部管理制度体现了对学术目标的追求,如教师选聘、晋升中强调学术资格;教师评价、考核、薪酬分配、辞退等诸环节都强调学术表现;以学术休假、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制度等促进教师学术发展;学术事务管理组织强调组成人员的学术身份,教授治校、权力下放至院系的内部民主管理都是尊重学术权力的体现。高校的科层组织特性决定了效率是高校的组织目标之一。尽管高校的科层制度会造成很多弊端,高校还是需要科层制度的。因为高校的学术系统需要科层系统的协助才能更好地完成高校组织的目标。高校的科层系统通过树立行政权威以强化等级,并以统一的的意识形态整合松散的组织,使高校活动科学化、理性化、规范化、程序化,并给其成员以使命感,从而保证高校平稳运行并顺利实现其繁荣学术的组织目标。也就是说,高校需要科层制度来实现它对理性、合法性和效率的追求。高校资源投入不足也迫使高校将效率作为高校的组织目标之一。效率目标是中国高校一直以来科层化倾向明显的最重要的原因。效率目标影响中国高校机构调整,使开源节流成为中国高校人事制度变迁的动力之一,同时,对效率的追求也使竞争、绩效、量化管理成为当代中国高校的人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