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山三郎是日本经济小说家,被誉为经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开创人。城山三郎毕业于一桥大学的前身,主攻理论经济学,毕业后曾一度在大学任教,并发表小说《输出》走上文坛。1958年发表小说《总会屋锦城》,获直木文学奖,1963年辞去大学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城山三郎的小说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小说,一类是历史小说。而有影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经济类小说,占其文学创作的绝大多数;历史类小说主要作品或近代人物传记或中世海上贸易,也大多是围绕经济活动展开。本研究认为城山三郎的经济小说还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两类:一是虚构的小说,二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而写作的小说。城山三郎在文学创作方面不擅虚构,其虚构小说多为短篇且多见于早期作品。晚期小说更倾向于描写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为之奋斗的故事。从城山的经济小说里可以看到日本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国家政策、产业结构、经营理念、经济学理论等等。城山三郎的经济小说,第一个特点就是紧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来写作。例如1954-1957年,日本出现前所未有的景气,称为“神武景气”;该景气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民间资本对产业的大量投入。小说《总会屋锦城》创作于1958年,描写了在企业的股东总决算大会上,巧妙安排议事进程,能够按照企业的意思在大会上掌控股东问询的一位专职人物。这篇小说抓住了现象写出了本质。第二个特点是围绕经济活动来写作,从不为了取悦读者大众而掺杂进任何流行的内容:如不写喝酒,不写女性,不写两性。第三个特点是从正面描写经济活动中的人物或事件,小说中的矛盾或对立,几乎都是出自于不同信念或理念,没有因个人私利的恩怨纠葛。有评论认为,作家写的是国家与个人,企业与个人意义上的“组织与个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放在城山三郎在他的经济小说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宏观经济理论或微观经营理念。论文共分为五个主要部分。也就是论文的五章。第一章,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几次景气和危机,1960年池田内阁发布《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以后,实现了高度经济增长。城山三郎的经济小说创作,也恰好与这个时期同步。本论文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向为主要脉络,沿着这个脉络梳理城山三郎的经济小说创作以及他的主要经济小说,分析其中的共性和发展过程。第二章,1964年10月,东京奥林匹克大会,新干线开通,城山三郎的小说《鼠—铃木商店打砸事件》开始连载。此后到1968年间,纪念明治维新百年的各种活动,各种论说和各种观点。以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想为小说的创作背景,本论文探讨了小说话语对“历史”的疑问,分析了小说中对“米骚动”历史事件的重提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的重点不在于描写民众对米粮垄断商的愤怒,而是在于描写垄断商的商业资本运作和资本增殖的过程;认为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主要人物的重金主义以及结果上的贸易差额,是作者在表现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同时还指出了作者本人对历史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章,小说《价格破坏》描写的是零售业中超市店铺的崛起和发展。根据“配第—克拉克法则”,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本论文主要分析了小说中描写的流通经济变革。指出小说所描写的是《百货店法》(1956)和《大规模零售业店铺法》(1973)两次流通政策的颁布之间的一场流通革命;认为这篇发表于1969年的经济小说,以人物故事的形式,向“再贩制度”发出挑战,不仅问题意识早于政府颁布新的流通政策好几年,还提出了社会经济结构将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预言。第四章,1973年的石油危机,延缓了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小说《官僚们的夏天》发表于石油危机的第二年,描写了1960年前后面对社会经济的必须转型,通产省的各部门为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以保护日本企业国际竞争能力而做出的种种思考和努力。本论文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认为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基本观点是支持产业立法保护民族工业,不赞成离开政策指导下的完全放任型的自由经济。第五章,城山三郎第一次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中国访问,是1963年。由于两国之间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为此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此后,城山三郎一直对中国和中国文学非常关注,和中国的作家们互访交流。1978年访华后回国还写了专著。我国自1965年以来,翻译和介绍了一部分城山三郎的经济小说。本章重点收集了相关资料,整理了城山三郎的中国叙述以及中国翻译者学者对城山三郎的评价。本论文选择城山三郎的三部主要作品分章探讨的理由:一是这三部小说都是长篇小说。二是这三部小说都创作于重要的社会变化时期,作品创作本身就包含了作者的转型意识或危机意识。三是这三部作品都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作者特意写进去的经济理论。本论文的创新性就是从分析小说文本中解读出作者想要表现的,或作者想要应用在故事案例中的各种经济理论,探讨城山三郎此类经济小说的文学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