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社区具备简化了的社会结构,但仍呈现出复杂的社会行动。长期以来,对于监狱社区的研究都局限于外部话语,对于自身的运作和内部话语鲜有人探究。社会学研究者通过对监狱权力管理体制的研究,以全新的视角去描述监狱现象,如何让社会学走入“高墙”实现社会想象和监狱现实的统一,这是社会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对监狱社区的研究是具有历史使命性的,监狱是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西方古典主义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研究者对监狱的研究者眼于通过监狱建筑设计和监控来达到权力的高度控制,而福柯通过圆形监狱来探讨规训制度的三个不同阶段：中世纪酷刑时代、人道主义改革时代和现代规训权力时代,发现权力在规训制度下执行地更为有效,惩罚权力实际上已嵌入社会本身。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囚犯的惩罚变得更为普遍,而惩罚的主体也发生重大改变：从肉体到精神的转变,权力经济学应运而生。将监狱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是存在巨大困难的,本文借助福柯的权力／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试图用戈夫曼拟剧理论的呈现方式描述监狱社区内部狱警与囚犯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反抗。作者通过实习机会进入沿海监狱社区获取调查样本,采用访谈法、文献综述法、数据统计法进行深入分析,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个体实现调查的多元化和全面性。在现代化的中国本土监狱中,研究主体正不断发生转变：狱警从单一的职业模式转变为多种专业背景互相影响的多元结构；囚犯的犯罪方式、种类多样化,刑事政策的变化性、社会心理的复杂性也日益呈现。因此,现代化监狱通过注视和自我监禁将权力形成规训。禁足标志在囚犯内心形成不言而喻的惩戒,报告词从语言上体现权力的规范化,对危险囚犯的惩戒最为显著地呈现权力的强制性,通过狱警的表演和舞台效果进一步重塑囚犯的社会属性,为此还需要设计预防机制来防止反抗的发生。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调查发现囚犯热衷于精心设计反抗权力的表演,一是用“给予的表达”和“流露的表达”去控制狱警应对他们的方式,形成情境定义；二是利用监狱社区的信息汇聚机制来适应监狱社区,甚至获取权力信息对抗规训；三是采取躁狂、忧郁症、歇斯底里、自杀等疯癫诸相的表现形式来制造逃离惩戒的可能性；四是激活囚犯内部产生的群体权力与监狱社区的规训权力相抗衡。当然,这其中也观察到囚犯权力反抗过程中的情感变化和正向的社会属性。然而,社会契约精神对现代国家政治实践的影响毋庸置疑,这些影响并非表现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契约建构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的契合,而是体现在社会契约精神对人性的判断、对自由价值的理解,以及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证在何种意义上从理论概念成为实践准则。监狱社区也正在渗透社会契约精神,在这里要回答的是“相对自由之人何以服从国家权力”的时代命题。监狱社区的权力无处不在,如何保护囚犯的相对自由防止权力的无度扩张是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