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了经济、贸易、或者是法律等方面,而且给文化研究也带来巨大的冲击。曾经处于边缘的翻译研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迎来了文化转向。东西方学者都认识到翻译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更多的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翻译是如何进行的?译者的理念对作品的选择有什么影响?翻译是如何在文化的重构中发挥作用、如何被用来改造社会、改造文学的?本文以《聊斋志异》为研究对象,选用三位背景迥然的译者的三个译本,从文化翻译角度对比译文中不同译者在传递文化元素时所采用的不同手法,并探讨存在巨大差异的可能原因,进而尝试对之前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之所以选择《聊斋志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聊斋志异》一书的问世对我国文学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它的出现给文言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标志着文言小说巅峰的到来。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以及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外,生动,准确的语言,善于用典也是《聊斋志异》的特色。该小说的英译本无疑能使外国读者很好地欣赏中国古典小说,从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文章在操纵学派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研究译者意识形态是如何对译文进行操纵的。主要意义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对所选的三个译本做出的客观的评价并为未来的研究者和翻译人员做出参考;第二,通过研究三位译者不同的意识形态,从文化翻译角度探讨译者的意识形态是怎样操纵译文的形成的;第三,通过对《聊斋志异》英译本的事例研究,引发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思考,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通过研究发现:三位译者在传译中国文化元素时都会考虑异化与归化两种基本手法,差异体现在丁往道基本使用异化手法,译文准确,但对中国文化形象构建上稍显逊色;杨宪益归化异化相结合,颇受中国译者与研究者欣赏;但在传播影响力上略显不足;翟里斯普遍使用归化手法,对于异化部分辅以大量注释,便于外国读者理解。最终得出结论:不同译者在翻译典籍时出于自身的文化身份、翻译目的等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且译文中的文化传译确实要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