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学属于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它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现如今，法律解释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作用受到国内法学界的普遍重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前提，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将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融合起来，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法官会将各种法律价值融入法律之中使法律焕发勃勃生机。法官的生命在于对法律的解释，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官对其的解释，那种严格限制法官法律解释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国都在积极探讨法官该如何行使法律解释权。赋予法官更多的能动性是当今许多成文法国家改革的目标! 由于我国的严格解释主义立场，我国将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中的解释排除在“法定解释”之外。成文法典具有漏洞是不争的事实，而法官机械的适用法律使得大量法律没有规定的，或者法律规定具有模糊性的案件游离于法律的真空中。社会对司法寄予的厚望——期待通过法院得到更多的社会正义——成为泡影。针对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弊端，本文旨在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改革寻找一条出路。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内容是提出所要论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千五百五十一条有关共同侵权责任的评析，指出第一千五百五十一条存在隐含漏洞。这一漏洞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将本不属于共同侵权的行为纳入共同侵权中，造成了个案的不公正。但是，法官并不为这一不公正的结果承担全部的责任，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没有赋予法官应有的法律解释权。这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进退两难，面临许多尴尬。法官法律解释权的缺失正是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一大弊端，成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改革的一大障碍。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是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从我国法律解释理论的滞后性以及我国缺少一套完整的法律解释方法这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存在弊端的原因。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由于我国还没有认清法律解释学的科学本质，我国的法律解释理论还停留在19世纪的严格解释主义立场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我国否认法官的法律解释权。第二个方面表现为，在我国最主要的司法解释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而最高人民法院所运用的“解释”、“规定”、“批复”和“会议纪要”这几种解释方法通常缺乏公示性、透明性和可预见性，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的统一司法解释并不能达到弥补成文法缺漏的目的，这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出路。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构建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一整套方法，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定改革做好理论上的铺垫。 本文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改革寻找理论上的出路。首先，本文分析了当代西方国家的法律解释理论。当代西方各国试图走出一条缓和主客观之争的第三条路线。他们既不主张纯粹的主观主义法律解释论，也不主张刻板的客观主义法律解释论。他们一方面强调要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另一方面又强调将法官的这一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试图在权力的扩张与权力的制约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其次，本文分析了依据我国的司法传统我们该作出的理论设想。我们承认法官具有解释权的目的并不是摒弃我们的制定法，而是为了能更好的发挥我国制定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违背我国的司法传统，而对西方的判例法制度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以成文法为主，以判例指导为辅的司法解释格局；再次，本文阐述了我国应如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一套完整而有序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是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必然前提，同时也是这一权力不被滥用的保证。它是构建我国判例指导制度的方法论前提；最后，本文立足于我国新的法律解释理论设想，阐述我国法官对《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千五百五十一条应有的姿态。 本文第四部分主要内容是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改革寻找制度上的出路。首先，本文描述了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设想，它开启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大门。《公报》不仅发布批复、解释，还公布案例，这些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其次，本文阐述了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围绕如何进一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这一中心，在审判实践中进行的各种新尝试。在这些新的制度设想中最典型的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实行的“先例判决制度”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的“判例指导制度”；最后，纵观大陆法系国家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制度上的成功经验，寻找适合我国的判例指导制度。使得这一制度能有效满足“成文法为主，判例指导为辅”的司法解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