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巨变中形成的一种进步的时代意识——现代性，就是以自由和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赋予“理性”以自由和解放的意义，他们相信人类可以借助理性、科学、道德和民主等实现主体的解放和人类关系的和解。这一现代性理想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精神源泉，促使科学求真与自由解放齐头并进。　　教育现代性是现代性在教育领域或范畴中的呈现或具体化，现代性的价值诉求也正是教育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它是在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真、善、美和主体性的自由”为整体的价值体系。“科学理性”，是科学主体本着求真精神、实证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宽容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借助一定的科学方法、手段去探索科学客体，以促进科学进步，为人类谋利益的一种有价值的认知活动能力，其中，科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核心;“人文理性”，是人们认知、批判、选择和创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理想等人文价值观的能力，它强调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理想等人文价值理想和标准，来解决有关生命存在、精神意识、信念信仰、目的意义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从而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在人类自由、解放的最高原则下，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是同根同源的关系。以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为基础的教育现代性，其追求的教育呈现如下特征:教育的宗旨立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教育的内容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教育的过程充满真善美;教育的方法追求教育理性指导下的多样综合;教育的结果追求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等等。　　中国近代教育现代性理想不断走向幻灭，其根本的问题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上，而中国社会文化的传统格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足以涵养全面、完整的现代性，因为其道德理想主义的道路只是为人文理性的生长提供了一个道德的支点，而人文理性具有比道德修养更加宽泛丰富的内涵。先秦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认识到，道德的修养并不足以福利天下，它欠缺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应用能力，又欠缺集体管理的组合与决策能力，未能转化危机为生机。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经历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地推动，三教合一的条件成熟，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2。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3。儒教的建立标志着先秦儒家的消亡，从此，儒学不再是以“实践理性”4为整体特征的一家政治伦理学派，而质变为追求“政治神学”目的的国家宗教5。“儒教”建立后，学派仅仅被看作是为专制统治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在这种专制主义文化之下，“儒教”所追求的教育呈现以下主要特征:教育的宗旨走向了培养畸形发展的去主体性的“忠臣孝子”;教育的内容一味偏重伦常礼教;教育的过程充满假丑恶;教育的方法偏重内省修身、皓首穷经;教育的结果导致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缺失，等等。　　儒教之下的教育走向了对政治权力意志的归顺，因而在儒教的世界里，既不求科学理性也不求人文理性，以“真善美和主体性的自由”为价值体系的教育现代性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儒教成为教育现代性生长的荒漠。　　尽管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异质性的外来文化，但是，现代性的全面、完整、普适性的文化合理性，使得中国不得不以“现代性”为参照系，补上这一课6。以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高举着人类永恒的梦想——“真善美和主体性的自由”，这也应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所需要的理性，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无限生机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