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权被肆意践踏,人的生命被随意屠杀,人被当成是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国际范围内的集体反思,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集中体现在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原则和制度极大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虽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当中的待遇相比以往有所提高,但是相较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被害人受重视的程度远远未能达到应然层面的要求。在我国,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已将被害人纳入当事人的范畴,但直到现在司法实践中也还存在诸如将被害人认定为其他诉讼身份、不保障财产损失的退赔等侵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尤其是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诈赌”型犯罪案件和帮助型网络犯罪案件这三类案件当中。2004年人权保障正式载入我国《宪法》,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开始新一轮的高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真实的案例出发,归纳和总结出三类典型案件中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并据此提出完善和改进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典型案例的引入和问题的总结与归纳。该部分先引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诈赌”型犯罪案件、帮助型网络犯罪案件的典型案例,并从诉讼身份、言词证据的属性、违法所得处理情况三个维度对“被害人”的诉讼身份进行总结。通过对案例的总结,归纳出“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存在的三个问题:1.“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随意性强;2.“被害人”的诉讼身份与其生成证据的种类不匹配;3.“被害人”所享有的权利的内容不统一、不规范。第二部分对“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存在的问题进行成因分析。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缺乏对被害人的定义,同时理论上对被害人的定义存在着争议,未能达成一致的共识,规范层面和理论层面的缺失使被害人的认定标准处于模糊的状态。同时,“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及救济程序的缺位也导致如何认定“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不服认定结果时如何救济其权利陷入无章可循的困境。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被害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等案件因素和“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会影响公安、司法人员准确认定“被害人”的诉讼身份。另外,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也会影响到“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的结果。第三部分针对上部分分析的成因提出综合的改进建议。在理论层面,要明确被害人的认定标准,并通过完善法律、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将该标准确立下来。在实践操作层面,要构建一套系统的“被害人”诉讼身份认定及救济程序。在制度层面,要推广被害人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技术层面,要运用高新技术来提高办案效率,抵消被害人人数众多给办案人员带来的办案压力。在意识层面,办案人员要自觉维护刑事司法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严格依照刑事法律来认定“被害人”的诉讼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