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学界关于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多有争议，最终出台的《物权法》将不动产和动产统一纳入善意取得制度。但是《物权法》的生效并没有平息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争议，同时由于《物权法》第106条将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对二者基本未做任何区分；但是在客观上，动产和不动产在公示手段、公信基础、交易形态、物权变动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别，这就使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在具体适用中出现了新问题，从而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又引起不小争论。笔者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以不动产公信力为理论基础，其与德国法、瑞士法中的不动产公信力制度虽在适用和认定上有一定差别，但是并无本质区别。我国选择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来实现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有其独特的制度基础和现实价值。同时，不动产善意取得不因与动产善意取得规定于同一法律条款而与动产善意取得毫无区别的适用各构成要件，在不动产善于取得的认定上应根据不动产交易的特殊性质而区别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价值。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笔者认为研究不动产善意取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以不动产所有权为主的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探讨。第二部分，笔者从理论角度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了详细研究。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研究了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基础。本文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以动产善意取得为滥觞，并且其发展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出现和完善密切相关。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例，正是不动产登记所具有的公信力构成了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和逻辑基础。在这一部分，笔者还对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人善意保护模式进行了简要介绍，其首要目的在为全面分析、认识和评价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提供域外素材。第三部分，笔者探究了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认定问题。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善意取得应包括出让人无权处分、受让人以法律行为受让、受让人受让时为善意、支付合理价格、已交付或登记等要件。从该法条规定来看，这些构成要件统一适用于不动产和动产的善意取得。但笔者认为根据不动产的特性，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判断及其适用，应区别于动产善意取得对待。在本部分，笔者还就转让合同的有效性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并不排斥对合同有效性的认定。第四部分，笔者回答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效果问题。笔者认为，在权利人与出让人、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不动产善意取得主要发生物权、债权两大效果。其中，物权效果主要表现为不动产物权由受让人取得，原权利人丧失物权。而债权效果主要体现在原权利人因出让人的无权处分丧失物权、遭受利益损害后，其不能向受让人主张返还原物或损害赔偿，而只能向出让人或登记机关主张债权来救济。第五部分，笔者对全文探讨主题的简单回顾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