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需要是人类普世的基本需要之一。现代福利制度中健康政策与健康需要的关系是,健康政策的最根本目标是改善健康状况,满足民众的健康需要,性质与实质是社会福利政策,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　　 我国社会转型在健康与医疗卫生领域导致的最重要后果是健康需要未得到满足引发了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和最突出的问题是因“看病难、看病贵”社会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成员健康需要方面的满足和回应下降。在劳动就业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因处于相对不利的劣势地位和边缘化状况,遭受系统和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新城镇劣势女性群体。由于中国已经出现“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或者说“女性的非正规就业化”趋势,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若和现实中的健康保障制度供给发生矛盾,就可能会造成与妇女紧密相关的儿童权益、家庭状况以至于社会发展质量的问题,促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风险增加。因此,把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健康需要及政策对其的回应放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图景中予以考察是既有意义,又是十分重要的来源于现实的研究问题。　　 与女性有关议题的研究若如果忽视女性的经验或缺乏以女性为中心的思考,政策的拟定和规划就极有可能成为男性优势文化下的产物,继续父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因此本论文以实证的方法,基于社会性别概念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状况和健康政策对需要回应这两个分析层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来实证考察社会转型背景下,个案城市广州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与健康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影响着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现实利益,如何对社会性别关系产生影响。根据分析的结果,探讨与女性的健康需要状况相适应的具有性别意识的社会政策选择。　　 研究发现:市场经济时期社会化主导的健康政策模式已经建立,女性健康促进和健康政策的重视程度和统筹能力尚需进一步加强。受访广州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健康需要”由疾病医疗需要、疾病预防和健康保健需要、健康的环境需要以及康复和健康照顾需要等方面构成。其中,受访女性在构建对妇女友善就医环境、妇女保健和工作环境中重视对女工的特殊保护以及作为被照顾者所提出的康复和健康照顾方面的需要更为重视和体验深刻,是非正规就业女性受访者不同于男性受访者的需要。而这些女性特有的健康需要和女性所扮演的生育者、养育者和家庭照顾者等社会性别角色密切关联。总体来说,受访女性健康需要的内容比男性多。　　 从受访者的主观感受来看,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满足情况很不理想,处于较低水平,健康需要的满足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与其在回应民众健康需要方面要承担主要责任来看,国家在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女性健康需要回应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较两性皆有的健康需要满足情况,非正规就业女性特有的健康需要方面满足情况更不理想,很多方面政策缺失,回应不足。　　 研究发现,从现行的健康政策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健康需要的回应可见,既有的健康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健康政策对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健康需要回应不足。现有的健康政策作为社会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生活的干预机制,间接地对社会生活中男女社会性别角色进行塑造,维持和强化了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损害女性利益。　　 研究认为,一个社会性别公平的较为完善的健康政策可以通过对女性健康需要的满足,透过国家将社会资源与提供就业福利的市场联系,从而弥补女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利状况,缓解健康的性别不平等,亦能更加体现和符合健康政策这类社会政策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满足人类需要和增进公众福祉的出发点。基于研究发现论文提出了政策建议:一、在整合既有妇女健康政策基础上,制定完整的国家层妇女健康政策。二、建构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健康政策的性别敏感度。三、建立涵盖女工劳保的“全民生育保险”,保障所有妇女的权利。四、制定具有性别意识的社区卫生政策,促进健康照顾社会化。五、改革生殖健康和生育政策,强化男性责任。六、弥补政策缺失,构建对妇女友善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