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儿”是元明以来直至今日在我国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各民族口头传唱的歌谣,虽然二者时代相差甚远,具体情形有异,但都具有民间歌谣的性质。将《国风》与“花儿”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互相发明,又有利于解决彼此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以“《国风》与‘花儿’之比较研究”为论题,除引言结语外,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国风》的歌谣性质及“花儿”概说。《国风》究竟是不是歌谣?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考察散见于古书中的古代歌谣,我们发现,古代的赋、讴、诵、歌、谣、风、歌谣等,或单言或合称,都是古人歌谣的不同吟唱方式或称谓,所指其实就是歌谣。这些歌谣,从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跟《国风》相似。因此,我们相信《国风》原本就是古人的歌谣。那么,《国风》是徒歌还是乐歌?这是研究《国风》所面对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通过考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观乐的相关记载,《礼记·乡饮酒礼》中相关奏乐的情况,以及《墨子》中“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记载,揆诸实际,我们可以断定《国风》所录都是乐歌。关于“花儿”的产生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花儿”的产生必须是在当地产生民族大融合以后,特别是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形成以后,也就是在元朝末年才能产生,而在明代已经广为流行并走进了文人的视野。“花儿”又可以称作“少年”。“花儿”比喻女子,“少年”比喻男子,之所以称为“花儿”,其实是一种统称,体现了传唱者对美、对年轻、对快乐的追求。以其特殊的题材,“花儿”在传唱中有所禁忌。《国风》与“花儿”同样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娱乐交际的功能,使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多识鸟兽草木虫鱼”的教化认识功能。第二章是《国风》与“花儿”主题的比较研究。《国风》与“花儿”有共同的主题。其一是爱情主题,我们将其概括为二：一是男人给女人的歌,即“男悦女之词”；二是女人给男人的歌,即“女惑男之语”。在风格上分别表现为婉转凄迷与直白苍劲,神魂颠倒与歇斯底里。其二是劳役和劳动主题,《国风》在表现劳役主题时多显得温柔敦厚,“花儿”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则显得凌厉苍劲,锋芒毕露。和古今许多民歌一样,《国风》和“花儿”都有许多歌咏劳动的篇章。其三是时间主题,它们都在感叹时光流逝,宣扬及时行乐,都觉得孤单中岁月难熬,甜蜜中时光易逝,然而在《国风》中多有触景伤情的篇什,且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调,这种格调在“花儿”中却比较少见,“花儿”较多表现为面对时光流逝时如何通过乐观积极的追求来挽留时光。第三章是《国风》与“花儿”艺术手法的比较研究。《国风》中丰富的艺术手法,在“花儿”中也运用自如。赋、比、兴在《国风》和“花儿”中的运用主要表现为以赋起兴、以比起兴、通篇为赋、通篇为比四种形式。什么是兴,兴究竟跟正题有没有关系?我们认为,兴,就是起,以“引起所咏之辞”,它“一般用于篇首或章首”,“能形成一种含蓄的意象,起寓意、象征、暗示或烘托等作用”。参之“花儿”中的起兴可知,兴和正题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二者之间一般是有联系的,但有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由于“花儿”多以花儿起兴,这种没有关系的情况更多一些。譬喻、夸张、复叠、顶真、错综、借代等修辞手法也广泛运用于《国风》和“花儿”中。这些都说明,古今人类表情达意的手法是丰富的,也是相通的。民间歌谣同样是文学艺术的宝库,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风》就是古人的歌谣,“花儿”是未经雕琢的原生态歌谣。第四章是《国风》与“花儿”篇章结构的比较研究。《国风》的重章复唱结构表现为多种形式,有完全重章的AA式、AAA式,部分重章的AAB式、ABB式、AAAB式、AABC式、ABCC式、ABCBB式等。“花儿”中的重章复唱结构显得相对单调,且多为ABCB式。问答结构是民间歌谣的一种常见形式。《国风》中的《召南·采蘋》、《召南·采蘩》、《齐风·南山》、《秦风·终南》、《豳风·伐柯》等,或整篇或部分章节设为问答。“花儿”中的问答式结构是成体系的,既有三两句的问答,又有长篇问答,显得更为丰富,更为生动活泼。“十二月歌”是民间歌谣的又一重要形式。《豳风·七月》是《国风》中唯一一首完整的“十二月歌”。“花儿”中的“十二月歌”比较多,如《十二月牡丹》、《十二月念情》、《长工苦》等。巧合的是,南朝乐府之《子夜四时歌》也是“十二月歌”。这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风》就是古人的歌谣,“花儿”是优美的诗篇,亦是歌谣中的优秀作品。总之,将《国风》与“花儿”进行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既可以相互发明,又有利于解决彼此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二者在歌谣性质、主题、艺术手法、篇章结构等方面都具可比性,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