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刑事治理方式倾向于在企业犯罪发生后对其进行治理,继而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就企业犯罪而言,这种治理方式难以恢复犯罪行为已经侵害的法益,同时对企业以及社会而言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损失。基于对这种犯罪治理方式的反思,以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倍受瞩目,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一项预防企业犯罪的创新性治理举措,其理论发展得益于一系列刑法理念的转变。合规计划在企业刑事归责中的运用符合当前世界刑法理念的发展方向,理应被我国引入。诚然,企业合规制度与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归责理论进行衔接时出现了一定的抵牾,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单位犯罪理论本身固有的缺陷。一方面,引入合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陷促进当前单位犯罪刑事归责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这种促进效果又能够为合规计划的引入提供空间。企业合规制度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选择,其必然不能逾越罪刑法定原则的藩篱,是以,合规计划的实施必须要在刑法教义学框架内进行。此外,在刑法教义学中引入刑事政策又可以为教义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使刑法理论与时偕行。一言以蔽之,企业合规制度与刑法教义未必有绝对的冲突,那么在考虑合规计划对我国企业犯罪刑事归责产生的影响时,就应该立足于我国现有的犯罪论体系,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找到合规计划的体系地位,进而发展刑法教义学。合规计划在企业刑事归责的具体运用中是双向的,疏虞合规有可能导致企业刑事责任的归咎,而有效合规则可以减免企业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合规计划要想真正发挥其功能作用,就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的,必须行之有效,这种有效的合规计划需要从两方面构建:一是企业层面,合规计划作为企业治理的方式,可以事先构建合规管理体系避免刑事归责。二是国家层面,国家可以通过外部激励机制倒逼企业制定合规计划。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多地检察机关已经开展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试点改革工作,积极探索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将企业合规引入司法实践。只要司法机关能够充分认识到合规计划在企业刑事归责中的价值,那么就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合规制度的探索,在未来适宜时机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强化合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合规计划的影响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