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社会多元利益需求引发的社会矛盾受到关注，律师在诉讼中承担的社会责任引起重视。伴随政府、市场职能分化的变迁，律师职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微细变迁：律师在服务方式、服务对象、服务目标上分工更加细化，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合作更加密切。政府构建了法律援助制度，用法律援助律师保证穷人打得起官司；一部分社会律师厌倦于客户至上的市场竞争时，反溯于公益法律服务带来的安宁与快乐；另一部分社会律师始终怀着忠诚于法律精神的理想，致力于运用法律工具推进民主法制文明的理想社会建构。追求大多数人正义实现法律理想的律师，聚集更多焦点于法律市场排斥的弱势群体，以及影响到公共利益或者推进法律进步的诉讼上，逐渐凝合了一批偏重职业理想的律师，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公益律师”的亚群体。我国公益律师群体具备几个鲜明特征：一主体结构多元，二形成机制复杂，三互动模式多样。我国目前的公益律师，统摄了政府法律援助律师、市场兼做公益的商业律师、民间社会专职公益律师、民间独立公益诉讼人、激进的人权律师、兼做公益法律的专家学者等诸类型主体。我国公益律师群体是通过三条路径建构起来的：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私人律师偶尔的市场偏离行为、民间社会自下而上自发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公益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维权律师”、“公益诉讼律师”等符号经常出现在一起，它们的社会意涵又被政府、市场、社会的不同主体平行建构着。政府建构的“法律援助律师”，实现了保障穷人请得起律师的显功能，也承担着唤醒律师社会责任的潜功能。市场建构的“公益诉讼律师”，实现了奉行客户至上的律师忠诚于法律精神的显功能，也在实现推动制度进步的潜功能。社会建构的“公益律师”、“维权律师”，实现了倡导律师践行法律保障多数人正义的显功能，也实现着推动律师职业伦理重构的潜功能。不同的符号，建构出多元的公共法律服务空间，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律师为没钱打官司的穷人提供法律援助，低报酬地为弱势群体解决法律问题，不遗余力地用影响性诉讼推动制度进步，让所有社会人得到分享正义的机会。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时参与，通过律师的媒介进行理性沟通、矛盾化解、秩序恢复，共同建构起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边界。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法律服务空间里，政府法律援助律师占据主控地位，市场中兼职参与公益的商业律师占主体地位，民间社会公益律师处于边缘地位。法律援助律师得到了国家正式制度的确认，身份认同比较容易建立，市场中兼职参与公益的商业律师，在公民社会空间遭遇困难时，还可以退回到市场空间。而民间社会律师要直接面对公民社会空间诸类沟通主体，在遭遇身份认同冲突时无处可退，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求在媒体与公众面前高调喊难的出口。合法性危机给公益律师造成一系列麻烦：公益律师更愿意选择以商业养公益，民间社会公益律师动员社会资源更为艰难，民间公益法律组织资金、人才、管理方面困境重重，与政府互动时表现出不稳定的“沟通障碍症”。本研究以我国公益律师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公益律师群体的形成机制为研究内容，考察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向度内的互动融合过程。本研究把公共法律服务空间，看作一个化解社会冲突，关注社会正义的开放式空间，一个由政府、市场、社会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空间，一个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划出分界线的空间。本研究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我国公益律师群体的主体结构，依据社会功能的不同侧重，梳理我国公共法律服务空间的多元主体。二是我国公益律师群体的三种建构路径，分析公益律师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结构中共时发展的轨迹，梳理多元公共法律服务主体的建构过程。三是公益律师与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公共法律服务主体在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空间，三种“控制—独立—合作”、“排斥—参与—合作”、“亲密—冲突—合作”不同互动模式。本研究选取社会空间理论与公民社会理论框架，分析我国公益律师群体的形成机制，为社会理性认知公益律师群体提供了经验材料，有助于推动律师共同发挥化解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有助于增进律师职业群体的共识，推动律师职业价值的重构、职业结构的调整。本研究也丰富了对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范围，增加了法律社会学的经验样本，填补了公益律师群体的研究空缺。笔者也期待通过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为公益律师群体的困境做出理论回应。